选民范围急剧扩大导致了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一系列近乎革命性的变化。首先，获得政治权力或参政影响的根本途径变成了从千百万社会大众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而要进行为此所必需的争取和动员，就只能靠现代政党这一政治机器，其主要特征在于其大众基础或大众构成（即所谓“大众政党”），还有自下而上、统一经久的组织结构和大众化的政治宣传纲领。由此，现代政治差不多可以说就是政党政治，现代政府也相应的就是政党政府（注：参见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pp.128-129,138-139.）。其次，从“大众社会”内部各种各样较为具体、狭窄和多变的利益群体当中，必然随代议政治的扩展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它们主要利用政治家希望获得或保持公选职位这一几乎压倒一切的心理进行政治活动，以便为本集团的特殊利益影响国家政策。最后，由于政治机制的所有上述变化，加上随工业化而来的教育普及和信息加快传播，出现了现当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虽然外延含糊和内涵复杂使之至今仍为政治学上的一个辩题，但无论如何它确实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直接间接地表达出来，并且以不同情况下有所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作用于总的来说越来越依赖于公众支持或许可的政府，从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注：关于自由民主制下公众舆论的定义、 内涵分析、 作用方式和程度等， 参见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92-398.）。由于这一切原因，进入20世纪时绝大多数中欧、西欧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大众政治。不仅如此，即使在以后出现的与自由民主制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政治体制（包括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国家政治说到底一样是大众政治，因为它们都是对旧体制“在大众社会压力下崩解所作的不同反应”（注：Ibid.,p.129. 参见HannahArendt, 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Cleveland,1958,Chapters 10-12.），尽管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在这些体制下的表现形态和作用方式还未得到足够充实的说明。
    四
    19世纪后半叶，随现代大众政治逐渐形成，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开始变得相当显著和频繁。较早的突出表现首推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虽然大众政治在当时的法国还未过完酝酿阶段，但这位既缺乏合法根基又极爱虚荣的皇帝始终非常惦虑公众舆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他自己想象的，以致深知内情的奥地利驻法大使向国内报告说，在他那里对外政策只是用来取悦民心以求皇位合法化的一个工具（注：Henry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107.“拿破仑操作对外政策的风格如同现今时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根据电视晚间新闻的反应来衡量自己有多成功。”Ibid.,p.136.）。大半出于这个原因，拿破仑三世外交以急切近利、哗众取宠和摇摆不定为特征。在大致同时期的英国，固然找不到拿破仑三世这样的领导，但发展中的大众政治使得政府首脑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几乎一样看重公众舆论：例如首相狄斯累里（保守党人）1877年因国内声讨奥斯曼土耳其暴政的舆论，不得不停止鼓励苏丹拒绝俄国放手干涉以便扩张的要求，从而导致俄国无所忌惮地发动又一次俄土战争；继任首相格莱斯顿（自由党人）更是主动迎合和积极助长此类强烈倾向于废除传统外交的公众舆论，而且正是靠此在1880年大选中击败了狄斯累里（注：基辛格将这次选举结果称为“公众舆论至关重要的新作用的最显著例子”。见Ibid.,p.161.）。约20年后，在英国大众政治已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厌德反德的公众舆论成了英德结盟尝试夭折的一大原因， 并且严重加剧了那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敌意（注：G.P.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NewYork,1942,p.66; Paul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Antagonism.London,1980。还有一个尤其重要的例子，那就是俄国民族主义舆论在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由来的关键性事态之一--德俄关系恶化和俄法同盟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见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k's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N.J.,1979.）。在表明公众舆论开始严重影响国家外交的实例中间，所有这些只占很小部分，而国际政治学家对传统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所作的如下理论批评，则概括了远为更多的有关历史事件，那就是经典均势操作的一大前提--国家有依照制衡的需要随时从一个联盟组合转入另一个联盟组合的行动自由--大致只适合19世纪以前以王朝政治为普遍准则的旧欧洲，而不适合大众政治兴起并流行的现时代。“16世纪的君主们能够通过王室婚姻和随圣上一时喜怒而结盟或废盟，现代统治者却不能。在国民大众相信昔敌为友或昔友为敌以前，需要有经年累月的宣传。”（注：A. F. K.Organski,World Politics,2nd Edition,New York,1968,p.290.）
    五
    大众政治带来的另一新事态，是利益集团积极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它同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变得越益频繁，而且往往后果重大。其中，殖民、经济和军事三类利益集团最为引人注目，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或者盘根错节地结为一体，或者互相协调共兴波澜。作为殖民活动的最积极力量和开拓先锋，许多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驻外军人和为他们提供物质后援和精神支持的殖民主义社团，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致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强调这狂潮“与其说是政府有意组织策划的结果，不如说是坚执之士群体的活动的结果”（注：René Albrecht-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Vienna.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73,p.191.）。按照另一位历史学家的描述，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军人在海外扩张方面肆意妄为，以“取悦（母国的）殖民宗派”，并且为此同报界串通一气来制造公众舆论。殖民利益集团的构成范围如此广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注：V.G.Kiernan,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1815-1960.Bungay,Suffolk,1982,pp.176-177.“王家很高兴（同殖民军人一起）分享出风头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像（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一样，需要使王位解脱不得人心的状况，而且她是个全心全意的帝国主义者。在占领埃及过程中，她一天里就向陆军部连发18封信函，确实以一种格莱斯顿认为违宪的方式干扰政务。”见Ibid.,p.177.）。就当时这类利益集团明显左右国家对外政策的例子而言，最受后人广泛注意的是有大工商利益背景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等团体，它们经过愈演愈烈的鼓噪，促使俾斯麦恝置专注于欧洲而不搞海外扩张的政策，德国由此开始掠取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