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郭小凌先生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梭伦经商”考》（注：确切地说，该文是郭小凌先生的读史札记《梭伦改革辨析》的一部分。见《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一文， 否定了梭伦曾经经商的“定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笔者孤陋寡闻竟至这等程度，十年间对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竟然一无所知（注：笔者所在单位偏处一隅，规模很小，图书资料奇缺，学术信息闭塞，连《世界历史》都读不到。再者，笔者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很少注意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幸最近笔者到曲师大本部参评职称，利用闲暇时间去图书馆翻阅资料，才得以拜读郭先生的大作，可谓受益匪浅，启迪良多。
    郭先生认为，关于梭伦经商的有关史料“并非可靠”，因此，梭伦经商说“不足凭信”。其论据是：梭伦的诗及其法律残篇作为史料，虽具可靠性，但从中“绝对看不到梭伦经商的痕迹”；古代作家中与梭伦时代最近的是希罗多德，他是“第一位成文史”的作者，是在亚里斯多德之前惟一对梭伦作过记载的，但他却对梭伦“经商一事只字未提”；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是古代作家中惟一记载梭伦曾经经过商的人，但他们的梭伦经商说“完全是对希罗多德作品及梭伦诗中有关内容的演绎”；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和他几乎是同代人的安德罗提昂，由于两人均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其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普鲁塔克引用某个晚期传记作者赫尔米布斯关于梭伦经商的材料，而赫尔米布斯是位“精心伪造历史”的作者；梭伦的心态也难以使梭伦经商说成立，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作为论据是否能够成立，值得重新讨论。众所周知，梭伦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关于他的问题的任何争议，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都不容忽视。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谈一谈对于郭先生的大作的一点不同意见。不妥之处，敬请郭先生及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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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所谓梭伦残篇无痕迹，不足为据。因为，既然是残篇，就难以反映全貌。退一步说，即使“全篇”中没有梭伦经商的经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梭伦的一生没有经商的经历。因为，人一生之经历，有时候会通过自己的著作反映出来，有时候又确实反映不出来--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写作能力的人--这不仅取决于自己传世的作品的性质，还取决于其他各种因素。譬如，“梭伦写诗主要是为了表达其政治观点，传说他经常来到市场上朗诵诗歌以教育人民，激发其民主意识。诗风严肃、宁静，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的忠诚。”（注：飞白：《世界诗库》，第一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写这种政治性很强的诗，就很难叙及个人或经商、或务农、或做工、或求学、或娶妻生子之类的琐事。但不涉及，并不等于自己没有这些经历。就以普鲁塔克为例，“普鲁塔克以历史传记垂名于世，但他却没有给后世留下本人的传记或详细的自述材料”，“关于普鲁塔克的生平事迹，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鳞半爪大都是从散见在他本人著作中的絮谈插话推断而来，再就是参照各种版本和译本的序跋，从其中撷取点滴可用的材料编录而成的。”（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再以斯韦托尼阿为例，他“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和许多古代学者一样，……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注：斯韦托尼阿：《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可见，有时候，作者自己的生平经历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有时候又不会得到反映，除非自己写下的是内容比较详尽的自传，否则，很难保证事事有痕迹。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梭伦传世的残篇中没有留下经商的痕迹就断定他没有从商的经历。
    关于希罗多德对梭伦经商只字未提一事，笔者同样认为不足为据。无论在梭伦时代，还是希罗多德的时代，在希腊人那里，去经商做生意，就如同去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一样，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小事，既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引起轰动。只有在极度轻商的国度里，才会因人而宜引起某种程度的轰动。作为政治家的梭伦，刚刚完成各项改革措施，改革事业如日中天，此时却从政治舞台上倏忽退下，悄然而去，外出旅行，这是引起轰动、众人瞩目的大事。至于出游时顺便干了些什么，那就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事了。由于出游是具有轰动性的大事，出游时捎带着做点生意是不起眼的小事，更由于二者有一个主从关系，所以史家记事，只记其出游，而未记其经商，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涉及梭伦的这段文字，（注：希罗多德：《历史》，Ⅰ，29-34。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其写作目的不在记其出游， 而在记其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著名会晤，目的在于传述梭伦那一番关于幸福问题的高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为行文的需要，即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希罗多德才提到其出游及交待了出游的原因，文字非常简略。至于出游时干了哪些琐事，是经商了，还是没有经商，就略而不及了。只要稍懂逻辑常识，只要读希罗多德的书，这个问题就会很清楚。希罗多德的着眼点完全不在出游，而在会晤，所以才会出现“只字不提经商”这种现象，如果他的着眼点在出游，则肯定要比较详细地交待出游的过程及其有关细节内容，从而也就有可能为我们回答梭伦是否经商这个问题。
    这还可以从希罗多德交待梭伦出游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律”，而对梭伦法律的具体内容却只字未提的现象得到旁证。我们不能因为希罗多德此处没有提到梭伦的“解负令”；没有提到梭伦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成员等级，按不同等级分配相应的政治权力；没有提到梭伦如何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工商业等具体的立法措施，而断然否定这些措施的客观存在。根据“出游”与“经商”这种主与从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当希罗多德提到梭伦“出游”这一概念时，是完全有可能蕴含着“经商”的内容的。“出游”蕴含着“经商”，作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已经由普鲁塔克的一段文字证明为现实。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谈到梭伦经商时说，“他出外旅行，主要是为获取经验和学问，不是为了赚钱。”（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里，直接把出外旅行与赚钱（即经商）联系起来。试想，如果出外旅行不蕴含着经商的内容的话，或者说，梭伦的出外旅行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的话，他这样说，不是既突兀，又荒唐可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