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政制》一书中，亚里斯多德谈与梭伦有关的内容，重点是其改革和政制，而不是介绍其生平经历，所以对其经商一事也就一带而过。亚里斯多德之后，作为传记作家的普鲁塔克，由于其任务是为梭伦立传，所以对梭伦经商一事也就谈得多了一点，不但倾注了较多的笔墨，而且还带有一点考辨的味道。这也是古代作家中描述梭伦身世和经历的最为详尽的材料。
    关于梭伦经商问题，普鲁塔克这样写道：“梭伦在他的父亲因为种种慈善事业而致家道衰败之后，像赫尔波斯（又译赫尔米布斯）所说，本来可以找到不少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可是他以取之于人为耻，因为他出身于一个总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因此，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出外经商。有人说，他出外旅行，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他还说‘愈老愈学到很多东西’。”（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一段话不仅告诉人们梭伦年青时经过商，而且印证了梭伦执政官卸任后远游时顺便经商的现实。“有人说，他出外旅行，主要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不是为了赚钱”，显然，他是一边出外旅行，一边顺便经商。否则，人们怎么会将他的出外旅行同赚钱扯在一起呢？如果没有经商的行为，只是一种纯粹的旅游，是不会引发人们这样的议论的。这一点，上文已经谈到过了。通过普鲁塔克的话，我们还可以知道，在普鲁塔克的时代或其以前，确有人在谈论梭伦经商的事，并且就梭伦出游的动机问题还有争议。按普鲁塔克的观点，“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当过分把自己的心思用于获取多余的财富，但也没有理由过分地轻视享用那些必需的使生活安适的东西。”（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普鲁塔克不但为梭伦的经商行为即赚钱行为辩护，而且还鼓吹经商光荣：“借用赫西俄德的话，‘工作不是不体面的’，没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商人的行业实际上是被人认为光荣的，因为它使人熟悉外国的地方，使人能够和外国国王交朋友，并且使人获得很多世务的经验。”（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里，普鲁塔克关于经商光荣的原因， 显然是从梭伦身上概括出来的，这同样，印证了梭伦的从商经历。
    通过普鲁塔克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 普鲁塔克记载梭伦及其经商，既不是演绎希罗多德的结果，也不是仅仅取材于赫尔米布斯，而是有着相当广泛的资料来源。因为普鲁塔克在写梭伦传的时候，阅读了“许多作家”（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10。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作品。2、梭伦经商一事， 在古代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也是定伦。即使是属于历代相沿的“传闻”，也不是虚妄之说，当属口碑史学。不同的是，人们对其经商的动机有所争议，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还是为了赚钱？而这种争议本身，只能证明梭伦确实是经过商的。
    郭小凌先生还断言，“从心态上讲，梭伦为商说也难以成立”。笔者则认为，梭论的心态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曾经经过商的人。众所周知，梭伦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所谓七贤，是指七个被认为最有智慧的人。梭伦能够入选七贤，除了他享有改革家、立法家的盛名，富有智慧，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境界很高的人。譬如他的财富观念就堪称卓越：“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另一处地方， 梭伦的这两句诗被浓缩为：“我愿拥有财富，但不愿非法谋取。”（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普布利科拉传”，24。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让我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渔民？还是一个手工业者？还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不务俗事的文化人？或政界要人？当然，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相对而言，只能是商人。作为政界要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非法谋取”财富的条件，但在伯里克利时代之前，公民参政无薪给，一个人从政，多为事业心、爱国心所驱使，非为谋一己之私利，亦即重名轻利，从政不是为发财。其他几种情况，一般也都不具备“非法谋取”的条件（除非是劫掠之类）。试想，一个务农的，或一个打鱼的，或一个从事手工业的，怎么去发不义之财？因此，最容易说出这话的既不是文化人、政界人，也不是农民、渔民、手艺人，……而是商人，是思想境界较高，有道德，曾经经过商，但又没有发财的人。就一般从商的人来说，拥有财富的欲望都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经商赚钱，谁不想发财？在古风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经商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注：拙文《论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兼与古代中国重农思想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赫西俄德劝诫其弟不失时机地去经商以获得“充足的生活来源”，（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就是例证。到古典时代，经商行为被亚里斯多德概括为致富的“最便捷的方式”（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页。），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与两个半世纪之后中国汉代司马迁“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经商相对容易致富，所以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要想拥有财富，最好是去经商。然而，通过经商赚钱达到发财的目的，又有两种途径，即文明经商和非文明经商。所以在商人队伍里，自古以来，就有奸商和非奸商之分。奸商不择手段，谋取暴利，发不义之财，这自然为那些有道德的人所不耻。亚里斯多德甚至不分奸商与否，将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一概视为“不合乎自然的”（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25页。）应该受到谴责的致富方式。梭伦经过商，自然有过发财的念头，或者与能发财沾上一点边儿，但由于他又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所以他又认为应取之有道，不能发不义之财。在我们中国，文明经商的人谈论经商之道，有一句老话，这句老话也体现了文明经商的人的心态，叫作“有利无利常在行”（音hang）。这句话有如下含义：经商应该持平常心态，不能过分计较利多利少；虽然利薄，但只能持之以恒，不懈怠，即使惨淡经营，也能积少成多，也能赚到钱；只有这样，才是正义的生财之道。中国商人的这句格言与梭伦所说的“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含义相同。保持这种心态的经商人，就属于身上没有铜臭气的人，这种人在商海中不是没有，只是很少罢了。正因为很少，所以中国人又说“无商不奸”，甚至马克思也说商业利润“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9页。）而奇怪的是， 郭先生把梭伦身上毫无铜臭气作为他没有从商的证据，这显然忽视了梭伦是一个“贤人”的现实，混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经商就必有铜臭气吗？而且，还颠倒了俊伦远游与经商两件事的主从关系。把梭伦当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看待了。梭伦经商，仅仅是远游的副产品，如同当年孔子一行周游列国是夹带着做生意一样。（注：朱活：《孔夫子货币观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7期。 ）梭伦有船只，有仆从，远游夹带着做点生意，既不丢人现眼，又能维持一些开销，还能增一番情趣，何乐而不为？话说回来，即使一个纯粹的商人，也未必都沾染了铜臭气。既然如此，怎么能将梭伦身上没有铜臭气作为他没有从商经历的论据呢？梭伦在诗中还说过：“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3。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里展示的思想无疑也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有些人确实靠发不义之财而致富了，而老实巴交的人却一贫如洗。至于“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的认识更是一个只有在商海里活动过的人才能最容易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