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写史，有自己的着眼点，提到了某一件事，没有提到某一件事，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提到了固然很好，证明有这么回事，没有提到，但也并不等于没有这回事。因为文献作品与现实是有距离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反映现实，又不可能“复制”现实。所以，用希罗多德只字未提梭伦经商一事来论证梭伦没有从商的经历，是没有说服力的。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以普鲁塔克为例。与普鲁塔克“同时代和比他稍后的作者如塔西陀、小普林尼、斯韦托尼阿在传世的史籍、书简中，从未引用过普鲁塔克的著作，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否认普鲁塔克其人其著的客观存在。按郭先生的观点，希罗多德早于亚里斯多德百年左右，离梭伦的时代比较近，（亦为百年左右），因此希罗多德只字未提梭伦经商，就意味着梭伦没有从商经历更接近真实，那么，塔西陀（约55－120）、小普林尼（约62－113）、斯韦托尼阿（约69－160）等人离普鲁塔克（约46－120）的时代更近，或者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提到普鲁塔克的生平及其著作，这能说普鲁塔克这个人的不存在更接近真实吗？
    关于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演绎希罗多德及梭伦一说，笔者认为也不能成立。郭文中说，据著名史家哈蒙德考证，亚里斯多德所掌握的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于和他几乎是同时代人的安得罗提昂（前410－340），并断言，“由于两人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考虑到希罗多德较亚氏和安氏早生100年左右， 且梭伦改革时雅典以及整个希腊无任何有意识的历史记录，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位成文史的作者希罗多德的说法更接近真实，亚氏等人的说法则完全是对希罗多德作品及梭伦诗中有关内容的演绎。”这一番话，自相矛盾，先是说亚里斯多德的材料来自于安德罗提昂，又说亚氏、安氏是根据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又说亚氏、普氏演绎了希罗多德的作品及梭伦的诗，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实际上，上述诸说，都是既无事实依据，又无严密论证的主观臆测。譬如说安德罗提昂，公元前376－346年，一直活跃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在晚年和流放中写成《阿提卡史》，广为人们阅读，而郭先生并没有指出安氏的哪些材料是据传闻写成，哪些材料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即使对所谓“精心伪造历史”的赫尔米布斯，也没有举出确切的证据，尤其是没有举出他如何伪造梭伦经商的证据。赫尔米布斯是小亚西部沿岸的土麦那人，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据有的研究者称， 他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这里我们暂且承认他伪造历史，但是否每一个他所记的历史细节，譬如梭伦的事迹，都是伪造的呢？很明显，这就像在法庭上指控一样，既举不出证据，又想让对方认输，那是很难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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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梭伦经商，可为信史。根据在于，关于梭伦经商，有明确的历史记载，而且迄今为止，尚无确切的材料和完全的理由能够予以证伪。所谓明确的历史记载，是指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分别在《雅典政制》和《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留下了关于梭伦经商的文字记录。
    亚里斯多德说，梭伦“按照上述方式，组织其政体后，人们接连去他那里以有关其法律的事情烦扰他，责备一些地方或追问另一些地方；他既不愿意改动这些法规又不想留在这里招人嫉恨，于是便去了埃及，既为贸易也为观光，声言在10年内不会返回，因为他不认为留下来阐释这些法律是公平的，倒是人人应该恪守这些业已成文的法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许多显贵之人由于债务的废除变得同他疏远了，而且双方派别由于其造成的格局不合他们的心意也转变了态度。因为平民们原以为他会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显贵者以为他要么会恢复到与先前相同的秩序，要么仅作微小的偏离；但是梭伦违反了双方的心愿，在无论迎合哪一派意愿都可以实现僭政的情况下，他却宁愿选择拯救母邦和订立最完美法律而招致双方的仇恨。”“其他所有人众口一辞地承认以上这些便是实际的情况，而且他本人在诗中也就此作了记述……”，“由于这些原因，梭伦决定远走他乡，当他远走之后，城邦仍然处于纷乱状态，……”（注：《雅典政制》，11，12，13。见《亚里斯多德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这一段文字及《雅典政制》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改革及梭伦远游“既为贸易也为观光”的记载，既不是取材和演绎了希罗多德的著作，也不是仅仅来源于安德罗提昂，而是有众多的历史家或传记作家关于梭伦其人其事的材料摆在他面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所有人众口一辞”。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必定是言之有据的。
    美国学者J.W.汤普森在谈到亚里斯多德对史学的影响和贡献时说，《雅典政制》的内容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亚里斯多德在其中记载了雅典所有的革命和体制变革，以及直到他本人的时代雅典所有十一部宪法的摘要；第二部分是关于雅典实际政治体制的描述，细致地研究了政府各机构和各类官员的职责。古代史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人的著作都是这样，政治和战争占首要地位。但他们二位都很少谈到国内政治制度史。这个情况使亚里斯多德这本书在史学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珍品。”“但是，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哲学家能够成为优秀的史学家吗？他对史料的批判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很少引用史料，只在第十四章中提到希罗多德的名字。但这一段文字证明他确曾深入阅读其他历史家的著作。”“从他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上看来，……事情很明显，他进行工作时有条不紊，而且表现出很大的批判能力。”“亚里斯多德并非一位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对他说来，历史只是为了查明事实真实。”“一般来说，亚里斯多德最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那种永远不会走上虚幻道德的扎扎实实的思想。”“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一切事物的本质在于仔细研究直接间接与这个题目有关的一切类似的事实。他搜集希腊全境138 个城邦各种不同的典章制度就是一个例证。”（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54页。）“他是考证学（criticism ）的创始人。”（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页。）汤普森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大段评论，一方面揭示了亚里斯多德著述材料的广泛性，同时揭示了亚里斯多德治学和著述的特点，这就是严谨，不尚玄谈，富于批判精神。事实上，在学术界，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治学特点，是大家公认的。从这一角度看，梭伦经商说即使是演绎，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