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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郭先生的考证文章，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通篇文章的基点主要建立在西方个别学者的三个观点之上。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厌其烦，再予以征引：其一，“古代作家……关于梭伦的论述大多是在改革200多年以后所作， 除了从梭伦诗和若干立法取材外，还根据世代相传的有关传说，（此处郭先生注曰：见《牛津古典辞书》，1970年版，“梭伦条”。）这就难免给梭伦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使记述打有明显的后代人的烙印。”其二，“据著名史家哈蒙德考证，亚氏掌握的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和他几乎同代人的安德罗提昂。（此处郭先生注曰：哈蒙德：《希腊史研究》，牛津1973年版，第152 页）由于两人均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其三，“普鲁塔克……在谈及梭伦早年历史时，却引用某个晚期传记作者赫尔米布斯的记述，……现代史学业已确认赫尔米布斯是位‘精心伪造历史’的作者。”（此处郭先生注曰：《牛津古典辞书》，第504页）
    郭先生的逻辑论证非常清楚。大前提，古代作家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材料来源是有问题的。1、十分狭窄，或仅仅根据传说， 或仅仅根据某个人的。2、且又有假。结论：所以是不可信的。实际上， 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决不仅仅是“传说”，也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而是“许多作家”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后来失传，我们今天看不到，那是另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作家关于梭伦事迹的记载，是在有丰富材料来源的基础上作出的，也就是说，是有一定史料根据的。我们如果不去仔细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或者读了没有留心，只把西方个别学者的个别观点即第二手的东西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从而推导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是不合适的。
    二、根据不肯定的前提推出肯定的结论。这样，使“有可能……”变成了现实的，使“接近真实”就成了真实。实际上，不肯定的前提，只能推出不肯定的结论，否则，就很难令人信服。
    总起来看，《“梭化经商”考》一文，缺乏第一手可靠资料和周全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似是而非的。笔者认为，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无论是肯定他（它）哪一点，还是否定他（它）哪一点，都应该十分慎重，否则的话，势必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以及理论上的混乱。因为，在现实中，能有几个人，愿意耗时费力，再去考考你考的是对，还是不对？这样一来，“地中海的水”势必就要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