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在海军发展方略上的分歧，苏联国防部重提一个老问题，即在卫国战争期间，库兹涅佐夫曾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国防部只应当是纯军事问题的执行机关，不能成为全部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领导战争、指挥战争的最高权力应当集中于最有威望的领袖一人之手。此时，国防部旧话重提，认为库兹涅佐夫“主张某种有害的独立性。”加上联系到库兹涅佐夫主张“各军种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撤销保障机关、侦察机构，那将是危险的。”这样，库兹涅佐夫被认为是“有意闹独立性”。
    在此期间海军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1955年夏，黑海舰队所属的诺沃罗西斯克号战列舰在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时突然沉没，近2000名官兵死亡和失踪。在这前后，海军舰队各种大小事故接连发生。库兹涅佐夫认为，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是舰队装备陈旧，军队纪律松弛，军事技能训练很差等等因素造成的；言外之意是苏共中央和国防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造成的。
    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当然不能接受库兹涅佐夫看法，而诺沃罗西斯克号事故也得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军衔又降为海军中将，而且被强令退役。自后，库兹涅佐夫于1974年郁郁而终。库兹涅佐夫及其家人、战友对库氏生前所受不公正待遇曾一再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申诉，均未被采纳。直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8年7 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才发布命令，恢复库兹涅佐夫原苏联海军元帅军衔。
    可见，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史学研究工作和读者提供真实的苏联历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客观地、科学地总结苏联从创建、兴盛，从盛极而衰到剧变的全过程的经验教训，提供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作者对历史的某种解读。因此，历史著作总是体现着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如同人不能自己拉着自己离开地面一样，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客观性、真实性，都只能在历史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情感所及的范围内驰骋。历史著作所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历史著作事实上都贯穿着作者本人主观的思想情感和倾向之间是矛盾的。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力图缩小这个矛盾。缩小这个矛盾的途径是尽可能地拓宽历史研究者本人的视野和思想空间，客观地、真实地再现历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在这方面提供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
    在阅读和整理苏联历史档案的过程中，虽然接触到的只是苏联历史档案中的极少部分，但已深深地感觉到，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这种错位，根本原因是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杖，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及其精粹，将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总是形影相伴，苏联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实用主义，凭借行政权力，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凡是不合斯大林意愿的，或者不赞成斯大林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斯大林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是如此；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也是如此。
    迫害瓦维洛夫和遗传学，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之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3）是苏联杰出的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作物地理学家，他领导和组织了苏联生物科学领域的各项重要工作，为发展生物遗传理论和改良植物品种作出杰出贡献，是蜚声国际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之一。瓦维洛夫为人谦和、诚恳，对于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者，尤其是青年人，都极为扶持。把米丘林推向全苏联，介绍给世界的，正是瓦维洛夫。由于瓦维洛夫的呼吁和积极奔走， 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帮助米丘林的科学实验，出版米丘林的著作的决定。米丘林生前对瓦维洛夫一直是非常尊敬和感激的；而且米丘林从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不能讨论的。
    后生小辈李森科也是瓦维洛夫把他介绍给苏联生物学界的。1929年，瓦维洛夫邀请李森科参加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并作报告。李森科在会上作了关于“春化法”的学术报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的学者提出：“春化法”就是早已有的“冷冻催芽”和光周期现象，作为一种农业技术方法早已有人做过，并写过文章；并说李森科在学术上不够诚实。瓦维洛夫为李森科作解释，说李森科的实验有自己的特点，应当谅解青年人的不成熟。
    此时，农业集体化运动正在猛烈地开展起来，李森科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胡吹“春化法”能奇迹般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对寒冷地区尤有奇效。李森科说：在播种前浸泡过的种子，每公顷至少可以提高100公斤的收成。如果在1亿公顷土地上播种浸泡过的种子，那就能多收获100亿公斤的谷物。
    瓦维洛夫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提醒说：“春化法”是正在试验中的事，需要检查。李森科不仅不听瓦维洛夫善意的劝告，反而在报纸和电台上宣布：最好的检查是将“春化法”直接在田野里，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接受考验，“只有在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试验工作的我们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这样的新鲜事物。”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表明，李森科与其说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不如说是一名拿学术做阶梯的投机家；他正好投斯大林所好，大喊“瓦维洛夫反对米丘林学说，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科学界的危险代理人”。
    1935年2月， 李森科应邀出席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讲富农破坏集体农庄的新手段；李森科在会上说：“富农暗害分子不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可以遇到。你们对他们在集体农庄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并非不危险，并非不凶狠。在和一些所谓的学者就‘春化法’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中，在创立这种方法的斗争中，没有少费心血，在实践中不得不经受不少的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春化法战线上没有过，现在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李森科在讲了一通“春化法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之后，进一步蛊惑性地煽动说：“在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农民们搬弄是非……‘不要浸泡种子。要是这样干，种子会毁掉的’。而当在学者中间人们不是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而是搞破坏活动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样的搬弄是非，这样的富农式的胡说八道。阶级敌人永远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学者。”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进来喊道：“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带头鼓起掌来。于是整个大厅也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注：马克·波波夫斯基著，闻一译《瓦维洛夫案件》第113-14页， 1993年3月东方出版社。）就这样， 瓦维洛夫和“春化法”之间从学术上的分歧，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几年，从事农业、作物研究的大批科学家被作为“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富农分子”逮捕，充作大饥荒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