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前各社会历史阶段的被统治阶级相比，工人阶级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绝对贫困，第二是集体意识强烈。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出卖劳动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如警察学的创始人之一帕特里克·科洪1795年在《大都市警察》（The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一书中写道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必须和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没有贫困就不会有劳工，没有劳工就不会有（统治阶级的）富裕、舒适和利益。”（注：奥德丽·法雷尔：《犯罪，阶级和腐败》（Audrey Farrell,Crime,Class and Corruption），伦敦1992 年版，第48页。）在他看来，财富来源于贫困的事实要得到维持，因而穷人必须受到控制。而一贫如洗的工人阶级一旦起来反抗就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决，更加激烈。工业化大生产使得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阶级和集体意识，反抗斗争也更加有组织、有策略。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并正在发挥出他们集体的力量。旧制度下的“业余”警察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毫无作为。面对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罢工停业，统治阶级深感担忧害怕。他们先是请军队来镇压，但军队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由于害怕工人暴动，1792年，英国曼彻斯特、伯明翰、谢菲尔德、考文垂、南安普顿和诺丁汉等工业中心城市的富裕居民要求政府在城市周围驻扎军队。1792年驻扎在这些城市周围的军队还只有2 万人， 到1805年已猛增至16万人（注：奥德丽·法雷尔：《犯罪，阶级和腐败》，第51页。）。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使得军队在一个又一个工业中心城市之间疲于奔命。警察史学家查尔斯·里斯（Charles Reith ）担心地说：“假如暴动在全国各地同时爆发，政府部署的全部军队恐怕也无能为力了。”（注：奥德丽·法雷尔：《犯罪，阶级和腐败》，第54页。）1819年发生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中，全副武装的军队冲进 8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打死了11名示威者（包括一名儿童），打伤数百人。这件事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示威。
    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利益面前，统治阶级取得了高度的一致，建立一支专门的警察队伍来弥补军队镇压革命时的不足和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成为统治阶级的迫切愿望。“现代警察被创造出来首先不是为了阻止犯罪，而是为了控制工人阶级和保护资产阶级利益（注：（注：奥德丽·法雷尔：《犯罪，阶级和腐败》，第48页。）。”
    二、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秩序混乱是现代警察产生的直接动因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也经历了一场大变革，社会各阶层，在这场历史的大嬗变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群众暴动不断和政府军队的残暴镇压交织成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走在工业革命前列的英国更是危机四伏，骚乱不断，从农业的乡村社会向工商业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使英国陷入了秩序危机状态。大规模的骚乱事件比比皆是，比如1768年的“圣乔治菲尔德惨案”、1780年的“戈登暴动”和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等。“农业和工业的进步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执法部门已经不能承担摆在他们面前的新任务了。”（注：J.托比亚斯：《1700-1900年间的英国犯罪和警察》（J.Tobias,Crime and Police in English 1700-1900），纽约圣马丁出版社，第24页。）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情形也大体相似，“像在英国一样，暴动和骚乱的浪潮席卷美国各个城市”，“无视法律的现象不断滋长，甚至遍及全国”（注：塞缪尔·沃克：《美国警察介绍》（ Samuel Walker,The Police in America:An Introduction），纽约1983年版，第6-7页。）。除了工业化带来的冲击之外，美国社会还有着一个独特的动乱因素，那就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自1820年至1920年这100年间，美国增加了3300万外来移民。 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种族之间、教派之间的冲突和骚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理查德·伦德曼说：“骚乱不是警察产生的原因，精英们对骚乱的恐惧才是”（注：理查德·伦德曼：《警察与警务工作介绍》，第34页。）。和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样，他们希望把社会骚乱控制在不危及大局、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任何失控的局面都是和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不一致的。
    “在英国和美国，当犯罪和骚乱猖獗，当犯罪的缘由被视作‘危险阶级’的时候，统治阶级便呼吁创建正规警察。……当有机社会的统治者把犯罪和骚乱视为对他们权力地位的威胁时，正规警察便诞生了。”（注：罗伯特·兰沃西和劳伦斯·特拉维斯三世：《美国警察，力量的平衡》，第39页。）在大约75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官员和警察改革者一直在试图通过改进传统警察制度来应付不断增多的犯罪和骚乱局面。守夜人和公安员开始拿薪水，警察开始接受司法官员的控制，警察人数增多，任务更加明确，但最终都没能有效地维持秩序和阻止犯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荡局面使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靠对旧的警察调控机构进行羞答答的弥补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承认犯罪和骚乱问题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法，那么关于警察的思维和方法都要转变。”（注：罗伯特·兰沃西和劳伦斯·特拉维斯三世：《美国警察，力量的平衡》，第66页。）为此，就必须创建一支全新的职业警察部队。
    三、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和城市犯罪率的迅速提高给现代警察提供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工业化的大生产产生了工业化的大城市。新兴的工业城市不仅聚集了绝大多数的人口，而且集中了资本家绝大多数的财富。整个18世纪，英国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18世纪初伦敦已经聚集了全国10%的人口（注：罗伯特·兰沃西和劳伦斯·特拉维斯三世：《美国警察，力量的平衡》，第62页。）。曼彻斯特、伯明翰、谢菲尔德、考文垂、南安普顿和诺丁汉等城市人口也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迅速膨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较英国晚一些，但发展速度更加迅猛。1790年美国只有24座城市，1820年已达61座。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51.2%（注：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40页。），并形成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等一批工业中心城市。与城市化结伴而来的是城市贫困阶层和犯罪率的迅速增长，失业、贫困、酗酒、混乱是当时城市的典型写照，抢劫盗窃、杀人放火、车匪路霸屡见不鲜，犯罪在贫民区迅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