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中国学者的比较
    早在本世纪初，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
    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一文中，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差异：“（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注：陈崧（编）1989:12-16。）。
    李大钊则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注：陈崧（编）1989:64-78。）
    当时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也持有类似看法。
    参与那场论争的其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都持有类似的东西方文明比较观。常乃惪把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归纳为以下的表格：
    东方文明特色西方文明特色
    重阶级重平等
    重过去重现在
    重保守重进取
    重玄想重实际
    重宗教重科学
    重退让重竞争
    重自然重人为
    重出世重入世
    常乃惪本人当时属于“新文化派”。他并不否认表中列举的那些文明特色的存在，但认为那并不是东方或西方文明独具的特色，而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时各民族都会具有的时代或阶段共有的特色。他同意孔德把人类进化过程划分为“神权时代”、“玄想时代”和“科学时代”三大时期的观点，认为人们所说的“东洋文明”实际上就是孔德所说的第二个进化时期的文明，“西洋文明”就是孔德所说的第三个进化时期的文明，只是因为西方国家最先进化到这个阶段，就被误认为是西方独具的文明特色；实际上中国进化到这个时期也会具有那些特色。
    梁漱溟属于“东方文化派”，他认为西方文化已到穷途末路之日，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却能够“翻身”，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文化乃是“生活的样法”，也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其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他认定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诸如西方文化具有的“征服自然之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和“德谟克拉西的异彩”等等，都是他所说的第一条路向的表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二条路向”，表现为“乐天安命”、“调和持中”等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三条路向”，走现为佛教的“四大皆空”等教义（注：陈崧（编）1989:409-451。）。
    胡适是当时“新文化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东方文化派、特别是梁漱溟把东西方文化视为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化的说法，极表异议。胡适不否认近代中西文化存在着差别，但它认为，那只“不过因环境有差异，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和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注：陈崧（编）1989:534-554:684-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