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后，到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高潮中，中国知识界再次发起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讨高潮。不过，中西文化究竟有那些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者说，究竟各自具有哪些特点？以及怎样从历史的起源和变迁过程来考察中西文化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这些问题至今在中国学者中间还没有充分展开探讨。
    （二）西方学者的比较
    西方学者中，李约瑟（J.Needham）、卜德（D.Bodde）、费正清（J.K.Fairbank）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著名大家，也曾对古代中西文化的异同做过许多比较。在比较晚近的著作中，我们觉得英国学者霍尔派克（C.R.Hallpike）在其《社会进化原理》第六章（注：陈崧（编）1989:684-697。）中所作的归纳性比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按霍尔派克和他综合的李约瑟、卜德、费正清等人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特色：
    1.中国人的宇宙和社会和谐观念和局部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自然界、社会和个人都受到作为整个宇宙秩序的‘道’的调节”。如李约瑟指出：“中国人思想中的关键词汇是秩序（order）……事物各行其道，并不一定是由于其他事物先前的动作或推力使然，而是由于它们在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运动着的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使它们具有一种内在本性，驱使它们必然要那样行事。如果它们不按照那样的特定方式行事，它们就会丧失在整体（它使它们成其为自身）中的相应地位，变成某种其他的东西”；虽然其他所有的文化也大都有某种自然秩序的图式，但“中国人的图式的非同寻常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把宇宙秩序视为内在和谐的，而且不受其他任何神灵的控制和支配”；李约瑟还指出：“宇宙的普遍和谐不是遵从某个万王之王的神圣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中所有存在物的自然而然的合作；而那种自然而然的合作是由于它们遵循自身本性决定的内在必然性的驱使”（注：费孝通（1997）。）。卜德指出：“这个宇宙图式是自我完备的，自行运转的。它表现自己，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必然性使然，而不是由于受到任何外在的意志力量的支配”。（注：季羡林、张光（选编）1997上：14,19。）在整个宇宙中，任何局部的存在都是宇宙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必然遵循整体的宇宙秩序才能正常地存在和运转。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社会秩序就是或应该是宇宙秩序的反映，社会也应该按照和谐的原则加以组织。宇宙和谐原则通过“互相善待的普遍理念反映到社会之中，形成一种互相依存和团结、和顺的体制；它绝不可能建立在绝对命令及法律的基础上……因此，机械的、可量度的、强制性的和外部强加的力量，全都没有存在的余地。秩序观念排除了法的观念。”（注：季羡林、张光（选编）1997下：544-5。）中国人对待一切法律争端和社会冲突的态度，深受这种总的世界观的影响，它竭力把“可能发生冲突的因素融入普遍的和谐之中”。中国人也充分意识到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并且相信阶级差别本是体力、智力差别的表现，并且不认为阶级或个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相反，社会有机体的福祉，全靠所有的阶层和组成那些阶层的个人的和谐合作。这就意味着，无论地位高低，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去履行社会期待于他的特定职责。因此，君主应该行仁政。他的大臣应该尽忠，必要时还应直言进谏。农民应尽力增产粮食。工匠应精于制作。商人应诚实经商。每个人都不应对他人承担的、而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进行不必要的干预。换句话说，社会应该像一个放大的家庭，其成员的身份地位和职责虽然不同，但全都为共同的幸福而和谐地工作。”（注：Hallpike1986:288-371.）
    按照这样的宇宙--社会和谐观，每一个单个的个人都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存在。
    2.中国的“教会”和“国家”。
    “在欧洲传统中，‘宗教’（religion）一词总是指人与神的关系而言，而中国人的最接近的对应词汇‘教’却不一定具有任何那样的含义”。卜德指出：“中国人用‘教’这个词语指宗教，但它只是教养或一种教养体系。教人们相信某个神是一种教；但教他们怎样待人接物，也是一种教。古人说过‘神道设教’。但那并不总是需要利用某种超自然的神明。中国人对宗教神学教义和他们的圣人的纯粹的道德训教不加区别。因此，‘教’这个词汇既适用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适用于孔孟之道。他们全都是一种道德教训体系。最重要的是教育人们过一种道德生活；‘神道’仅仅是被许可进行那种教育的方式之一。”
    3.军人的地位。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厌弃。
    卜德指出：“除了法家以外，中国古代的所有学派全都激烈反对战争和暴力”。卜德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军事扩张的反对，同对故土的依恋（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对海外大规模探险、移民、贸易和开发的厌恶，在心理上十分相近。中国人对郑和航海的官方观点，与特别是15世纪晚期以后的欧洲人对探险、殖民和残忍的掠夺的不可抑止的推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注：Hallpike1986:312.）不过，卜德也注意到，“中国毕竟有过著名的将军，有过它的军事上辉煌的时代，无畏的旅行家和海外探险家。中国的版图（oikoumene）从它最初的发祥地扩大了许多倍，到纪元前1世纪时，它拥有的领土比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疆域还要大（注：Hallpike1986:312.）。在帝国影响范围的另一面--过去三、四百年间--中国的移民像墨水滴一样向周边地域扩散，特别是向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岛扩散。”“这些都是事实。不过，中国人的黩武和扩张举措毕竟与欧洲不同。固然有过一些皇帝--汉武帝（纪元前140-87年）是其中之一--感到迫切需要借助军事扩张为自己增添光彩。不过总的说来，中国最严重的对外战争是反抗来自亚洲腹心地带的部落民的似乎无休无止的进入的战争，它源于两种生活方式的固有矛盾：中国人依靠集约的农业耕种过着定居生活；亚洲腹心地带的部落民则主要过着畜牧生活。中国人的防御标志--长城试图把两种生活方式断然地隔开，但未能成功，因为在地理上定居农业和畜牧业不可能截然分开，还因为在长城以外和以内生活的人民，过着混合经济的生活，既非完全靠农业，也不完全靠畜牧，他们的政治重心历来都是随着形势变化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对外战争致力于像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者那样夺取珍贵的战利品，或者建立像一些欧洲人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据点。很可能正像儒家士大夫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那些战争带来的损失比它们以贸易或朝贡方式（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带回的东西多得多。的确，某些征战，特别是对南方部落民的征战，使中国农民得到了适于耕种的新土地。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向南方的扩展主要是中国在自身内部的扩展，从本国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扩展，则是一个逐渐渗透的过程。那种渗透很少由政府主使，政府有时还加以劝阻。宁可说，扩展并不是由中国人的观念和制度造成的，而是人民的实际生活促成。”（注：Bodde1981c: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