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森时代的英格兰，每个王国中的“区（regiones）”都有民众大会。斯滕登（Stenton）认为，“在据有一个国家的地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可能长达一个世纪，每个regio的人们还能够在他们全体出席的大会上处理自己的事务。”（注：Hallpike1968:351.）“从最初定居下来开始，就势必需要有本地的集会，就像后来的百户区法庭（hundredcourt）那样，人们能够在那里‘保卫’他们的持有地，抵制国王的大臣征收国王捐。”（注：Littleton1982:127-8.）区集会的基本职能包括向国王交付实物租，调节公共林地的使用，以及贯彻习惯法。（注：塔西佗1958:61-62.）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区民众会议被划分成为百户区法庭。因为“不可能召开也许多达700农民的大会来处理Ine王治下的极其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或对每个社区应分担多少国王捐之类的公共捐税做出决定。”（注：塔西佗，1958:62;Hallpick1986:355.）
    在威廉征服英格兰前一个世纪，百户区法庭和郡法庭已普遍建立起来，“运用习惯法处理私人诉讼，审理偷窃和疏于职守者，调节国王财政官与纳税人之间的争端。古代英国的百户区法庭具有古老的民众集会的一切特征。它在露天开会，每隔4周举行一次，因此没有必要强制地传唤诉讼当事人出席。它做出的判决是熟悉法律的农民们商议的结果；国王的管事官虽是会议的主席，对农民们的商议可以引导，但绝对不能主宰控制。”（注：Bloch1961:154.）
    盎格鲁-撒克森王国扩大以后，由于路途遥远和人数众多，根本不可能召集全国民众大会，直到13世纪出现代议制之前，都没有全国议会。霍尔派克认为，自由人（自由持有农，约曼）在地方民众集会这种体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引用了著名宪政史家斯塔布斯（Stubbs）的如下论证：“有足够的史迹可以证明他们在亨利二世统治以后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世纪的推进，他们的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加突出的承认。1430年的选举法案，尽管有其他特点，但明确规定，拥有年收入达到40先令的土地的自耕农，是社区议事会（communitascomitatus）的基本成员，由他们选举本郡的骑士。他们充当陪审员，选举王室地产管理官和王室森林护林官，照料市场，出席郡守的三周法庭，组成庄园法庭，郡里征集武装力量时，他们有责任带着武器应征集结。”（注：Bloch1961:149.）
    9.商人行会的起源
    霍尔派克等人认为，印-欧人饮酒结盟的习俗是后来的商人行会的最早起源。塔西佗曾描述过日耳曼人狂饮中议事的情况：“任何人日日夜夜地酗酒都不会受到斥责。喧吵是常见的事；当然，在这些醉汉中，辱骂是不容易了事的，经常是打得头破血流才告一结束。然而，冤仇的和解、婚姻的缔结、酋帅的推举、甚至和战的决策也都在这种饮宴中进行磋商，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心地才最坦白、最纯正和最能激起高贵的观念了。……到了第二天再重新处置，……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才作出决定。”（注：Bloch1961:154.）
    以上9个方面被认为是古代“印-欧社会”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
    二、我们的探讨：古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同
    费正清在谈到中国宋代的发展水平时说道：“宋代冶铁者因为使用以此法（用煤代替木炭作为鼓风炉燃料）生产的铸铁，又发展成功可炼钢的脱碳法。到了1078年间，华北生铁年产量有时一万四千吨（七百年后英国才能产出此数一半之量）。”“蒙古人于1279年征服中国之前，杭州人口超出了100万（有人估计有250万），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哥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可能有5万人口；我们不难理解他目睹中国都市生活时为何叹为观止了。”“商贸课税使盐税和贸易税成为南宋税收的主体，不再像往昔那样仰赖土地税赋供养朝廷了。商业成长的一项影响是，唐代始创的纸钞再度起用。先是政府用汇票调动资金，继而使用期票、可转让票券，终至由政府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马哥波罗见到纸币时，和见到煤的时候一样吃惊。”“中国此时的航海科技是领先全世界的。中国造的有分舱区的大船--包含四层甲板、四或六桅、十多件帆，用艉柱舵、航海图、罗盘导向，可载500人。这种科技远远超前西亚与欧洲。此期地中海用的大木船还在靠人力和抄舵橹航行。”“宋代惊人成就的这些层面只是几个例子。任何有现代意识的扩张主义者回顾诸如此类的成长和创造力时，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就会接管海洋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注：Bloch1961:155.）（注：Fairbank1992:88-93.）。诸如此类的事实，用“消极”和“积极”、“保守停滞”和“革新进取”、“无为”和“有为”……之类的模式，是绝对解释不清楚的。同样，笼统地把“重群体”和“重个人”、“重精神”和“重物质”、“重开放”和“重封闭”、“重农本”和“重工商”、“重道德”和“重法律”、“重人治”和“重法治”、“重专制”和“重民主”……分别归结为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独有的特色，也很难说得通，因为人们很容易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中举出相反的事实来证明那些分别被认为是中国或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却是双方共有的现象，即使有区别，也只是出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表现的强弱程度或表现形式的差异。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判断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呢？我们认为，必须从黄河-长江流域和地中海-欧洲古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同着眼，才能对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因为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是人们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或者说，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产物。
    （一）黄河-长江流域定居村落的大协作生产生活方式和“天子-子民”社会
    大约纪元前5000年-纪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大溪等遗址，都已呈现出相当发达的定居农业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