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当时的欧亚大陆，正在发生落后变先进和先进变落后的历史巨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呢？美国历史学家索尔斯坦·韦布伦认为，先进者变为落后者是因为先进者难免要受到“领先的惩罚”，而落后者变为先进者是因为落后者对先进者拥有“借用的优越”地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塞尔维斯把此类论断综合起来，提出了“进化潜势定律”，认为正是这个“定律”决定了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趋势（注：Stenton1971:302.）（注：Service,E.R.（1960），p.97.）。我们觉得，如果认定这就是“定律”，那就无异于承认真有某种“天命”决定着人类历史命运。更何况，正如我们在1.1.1.2指出，那些论断和“定律”仅仅是对部分历史现象的概括，既不能从因果必然关系上揭示那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毕竟还有与那些现象相反的历史现象。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解开14、15世纪以后出现中国由先进变落后和西方由落后变先进之迹底，需要从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演变历程的比较着眼，探寻其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
    下面我们就转而考察古代、中世纪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演变历程。
    （二）从漫长的游牧游耕生活到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的领主-附庸社会
    作为西方文明最早的发祥地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诞生地，位于地中海北岸，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南边的希腊诸岛和意大利半岛。这里的自然条件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差异极大。如希腊，濒临海洋，石多土少，土质瘠薄，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希腊气候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受到来自大西洋的西北暖湿气流和来自北边、东边的干冷气流的控制，年降雨量不但偏少，而且2/3集中在冬季，农作物生长最需要水分的夏季，却正逢长达2-4个月的干旱期。急需水分的庄稼，常常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的人们，在普遍掌握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之前，大多只能长期过着游牧、游耕或半游牧、半游耕的生活。
    迄今为止，在希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任何长期定居村落和城郭宫室迹象。希腊人原是古印-欧族群中的一支，在纪元前第二千纪印-欧族群大迁徙洪流中，第一批希腊人大约自纪元前1800年后陆续来到了爱奥尼亚海（IonianSea）和爱琴海（AegeanSea）之间的半岛和邻近岛屿地区，看来人数不多，而且大都没有留下永久性遗迹，只是到达迈锡尼一带的希腊人-亚该亚人（Achaean），接受了当地原住民承袭的米诺文明成果，并在此后使迈锡尼文明具有了希腊文明雏型的特色，又称亚该亚文明。它在纪元前1400-1200年左右呈现出繁盛景象。
    纪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亚该亚文明衰落了。从纪元前1200年至纪元前750年左右，这四个多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其主要特点就是众多的部落来来往往，迁徙无定，不但见不到城郭宫室，连长期定居的村落遗迹也不多见。大约到纪元前900-800年左右，大规模的迁徙流动才逐渐趋于停息，开始转入比较常规的定居农耕生活。但自纪元前800年左右，希腊人又开始了大规模向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的浪潮。
    大移民浪潮持续了两个世纪左右，到纪元前6世纪约束。移民地域极广。在地中海东部，从小亚细亚沿岸，直到北非的尼罗河三角洲；在地中海西部，从意大利半岛、西西里，直到极西部的马赛，都有希腊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推动移民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土地承受不了人口增长的压力。
    移民浪潮也像迁徙浪潮一样，充满了掠夺、反掠夺和占领、反占领的暴力冲突。如号称希腊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说道，雅典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米利都殖民地时，把当地的男人杀死，把他们的女人据为己妻（注：Hallpike1986:358.）（注：Grant,M.&Kitzinger,R.（ed.）1988:6.）。不仅如此。众多的殖民地建立起来以后，属于不同母城的殖民地之间，以及它们与不同的母城之间，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关系，成为爆发新的冲突的重要根源。如伯恩指出：“随着商人和殖民者在海上来来往往，出现了寻求远方盟友的趋势，或许最初主要是为了反对海盗；结果是不少相邻的敌对国家卷入了优比亚的战争。大多数希腊的通商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有记载的战争最常见的是发生在分别属于对立阵营的邻国之间，在它们合作的情况下，就发生在同一阵营的成员之间。”希腊城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就是在这样漫长的（如果从纪元前第五千纪出现的早期“库尔干文化”算起，长达4000多年）、充满征战和暴力冲突的迁徙、殖民过程中孕育出它的胚胎，而在转入定居以后最终形成的。
    在希腊“黑暗时代”结束的时期，即纪元前9世纪或8世纪中叶，希腊人比较普遍地掌握了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从而告别了游牧、半游牧或游耕、半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标志。
    希腊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转入定居农耕生活，不但在时间上比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晚三、四千年，更重要的是，他们由于普遍掌握了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足以依仗个体的生产能力求得生存，不必像三、四千年前的中华先民那样，唯有依靠家族、宗族的集体协作才能过上定居农耕生活。
    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演进过程的这一重大差别，使古代希腊人只能形成城邦社会，不可能形成中国那样的天子-子民社会。其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在国家职能、组织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古希腊人（及其祖先）由于经历了4000年以上的游牧、游耕生活，又是在个体耕作占主导地位以后才转入定居农耕生活，他们的氏族组织不但较早解体，取而代之的国家组织从来没有承担过象中国以天子为首的、以宗族或准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组织所承担的那种协作式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和维护者的职能，而主要是承担组织族群迁徙、征战以及与外邦、外族进行生死存亡竞争的职能。因此，古希腊人的国家具有城邦国家的形态，而不可能具有中国那种天子身兼国家首脑和最高家长双重身份的宗法式大一统国家形态。如前所述，早在迈锡尼-亚该亚文明时代，希腊人的城市就具有独立的军事城邦的特征。希腊人在整个希腊半岛和邻近岛屿定居下来以后，在总共不过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数百个城邦（迄今已知有600多个）。城邦领土面积大多不过一、二百平方公里。那时希腊各族群都是武器不离身，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他们都互相劫掠。国王自然同时就是军事首领。或者说，只有军事首领才能当上国王。但是，要成为军事首领，必须拥有自己的亲兵。首领与亲兵之间的连接纽带，不是宗法血缘关系，而是“伙伴”（companions）关系：亲兵由于钦佩首领的英勇和仁义而甘愿为首领效命；首领则以胜利的荣耀和战利品来凝聚亲兵。首领靠着亲兵的拥戴得以臣服群雄而为共同体之王；一旦失去亲兵拥戴，就不再是军事首领和国王。但是，那种君主制“可能随着迁徙和大规模袭击活动的约束而没落，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各地的国王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伙伴’组成的私人军队，而他本来是靠着那支私人军队才拥有对其他名门望族的支配地位。”雅典政制经过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等多种政体的更迭，后来建立了民主制（democracy）。其他不少希腊城邦也实行类似的民主制。斯巴达代表希腊城邦政体的另一种类型。它的日常政务由长老院主持。长老院由两位国王和28位长老组成。两位国王分别出自两个最显赫家族，王位世袭，平时主持祀典，裁决案件，战时以其中之一为统帅。长老由公民大会推举，实际上都由贵族充任。还有监察院，5人组成，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举。公民大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除选举公职人员外，还对诸如和战和政制之类的军国大计做出表决。由于长老院有很大实权，同时公民大会也有一定权力，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了某些平民政体因素的贵族政体，或贵族寡头政体。除斯巴达外，克里特、迦太基等大城邦和一些较小城邦也实行类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