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种专为适应战争和生存竞争而建构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毕竟有其内在的致命症结，那就是，即使像雅典那样在生存竞争中取得过最辉煌胜利的城邦，最终还是走向衰败，摆脱不了最终也被征服的命运。那致命的症结就在于，胜利越多，战利品越多，胜利者的特权也就跟着膨胀，从而腐败、堕落也就跟着膨胀；公民破产人数日渐增多；公民军队战斗力日渐衰减；在城邦内部，奴隶，农奴和底层自由民反抗越来越剧烈。
    与此同时，城邦和城邦集团之间的相互争夺更加剧烈。纪元前338年，整个希腊被马其顿国王征服了。到纪元前2世纪，整个希腊地区又被后起的罗马帝国征服了。
    罗马的早期共和制有些类似于希腊的贵族共和制，后来，随着城邦之间的生死存亡竞争加剧，以自由农民阶层为主的平民在保证城邦强盛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政治权力也随之增强，逐渐使罗马的共和制具有了有些类似于希腊的民主制或平民政体的特征。总之，罗马的王政和共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演进，与希腊有颇多的相近之处。罗马城邦凭藉其经济和地理优势，于公元前3世纪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到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域。但是，随着征服带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制盛行，内部阶级矛盾也加剧起来。在社会和阶级关系方面，罗马社会始终存在着贵族与平民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到帝国后期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对抗因素。一是由于奴隶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许多大地产主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被释放的奴隶或穷困无地的贫民耕种，称为“隶农”。他们日益成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另一支威胁帝国统治的力量是归附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军人。原来罗马军队也像希腊城邦军队一样，主要从占有土地的公民--农民征集。他们由于占有土地，享有公民特权，还有丰厚的战利品（特别是土地和奴隶）的奖赏，因此能够效命疆场，而且使罗马军队曾经很有战斗力。但是，征服取得的胜利越多，特权统治阶级越加专横，也越加走向腐朽。贫富分化空前加剧。自由农民贫困破产者越来越多，以至国家再也不可能从自由农民征集军队，只得改征兵制为募兵制，就是由帝国政府出钱，招募志愿兵。归附到帝国境内的一些日耳曼蛮族人，趁机应募进入罗马军队，逐渐形成一支巨大力量。终于，当日耳曼人的大入侵洪流把帝国各主要行省分割殆尽之际，蛮族将军奥多亚克（Odoacer）迫使最后一个罗马皇帝退位，自立为王。一度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就这样灭亡了，而且永远地灭亡了。它不像中国的王朝那样，灭亡之后，一个新的王朝取而代之，基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大体上沿袭前朝那种天子-子民社会的框架，虽然也会增加某些新成分，但总是在原有框架范围内增加，就好像那框架本身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奥秘在哪里？就在于，“天子-子民”王朝那套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是为维护小生产条件下的大协作生产生活方式而产生和存在的。它的生命力的保障在于和谐合作。只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即使那套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某些关键环节遭到破坏而导致王朝崩溃，新的王朝也必然还要承担小生产条件下的大协作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和维护者的职能，也就必然要去修复而且也能够修复那些遭到破坏的环节，从而使整个结构死而复生。罗马帝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它的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以对外征服取得胜利而且能够保持胜利成果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它的生命力的保障在于竞争取胜。一旦丧失了竞争取胜能力--或者由于自身腐败，或者由于被征服对象的能力发展到与自己相当甚至超过自己的水平，都可能导致竞争取胜能力的丧失--整个结构就必然坍塌，而且很难死而复生。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永远地灭亡了。
    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了日耳曼人建立的一系列的“蛮族王国”。西欧历史从此进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日耳曼人也是从古印-欧语游牧族群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大族群。希腊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稍晚时期说道：“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徙，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收集财宝，他们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注：Stubbs1880:III,596;Hallpike1986:363.）（注：Strabo1924:7.1.3.）。到纪元1世纪末，罗马政治家、历史家塔西佗（Tacitus）谈到日耳曼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时说：“这儿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炫耀，这乃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产”；“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他们栖息的那片土地“整个说来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泞满地的地区”，“他们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注：塔西伦1958:66。）（注：塔西伦1958:57,63,68。）。这些情况表明，他们仍然没有脱离游牧、游耕或半游牧、半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他们也像处在游牧、游耕状态的希腊人、罗马人一样，十分尚武好战，习于劫掠：“他们无论在办公事或私事时，兵器总不离手”，“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赚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注：塔西伦1958:61,62-3。）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和他们的亲兵队是他们的尚武好战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那些军事首领，带着他们的亲兵队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蛮族王国”时，实力最强的亲兵队首领就成了国王。但是征服、迁徙、混战的局面并没有立刻停息下来。各王国之间，王国内部各大小头领之间，在长达数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争夺、混战过程中，不少头领败亡了，他们占领的地盘被强者兼并了。生存下来的大大小小的头领，各自按照他们的实力和利害关系，重新组合成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较小、较弱者纷纷投靠、依附较大、较强者，成为后者的武装侍从，以自己对后者的“效忠”换取后者对自己的封赠和“保护”。这就是领主-附庸关系。它与中国西周时候天子对诸侯的分封根本区别在于，国王与公爵、伯爵等下属附庸的关系，以及公爵、伯爵等大领主与自己的下属附庸的关系，不是像中国那种宗法等级制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带有“契约”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按照约定各自承担一定的义务，从而享有相应的权利；任何一方未履行义务，另一方就有权解除领主-附庸关系。每一个封建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就像一个小独立王国的国王。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那样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天子-子民的王国呢？因为他们像希腊人、罗马人一样，经历了数千年之久的游牧、游耕生活，尔后在普遍掌握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以后，在个体耕作和土地私有制度已经比较普遍流行情况下转入定居生活，不可能形成中国那种协作性极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形成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建立中国那种大一统的天子-子民王国。那么，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像希腊人、罗马人那样建立一个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呢？国为时代变了。他们征服的那片土地，距离希腊人、罗马人建立城邦的时代已有千年之久。一千年前，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蛮荒景象，一个个的游徙人群，单靠游牧、游耕难以获得稳定的食物供应，只能以狩猎来补充。猎取对象除了兽群，就是别的人群。正如前引修昔底德所言，他们互相劫掠，习以为常。一个游徙族群，只有占据了一片特别有利于粗放的农牧垦殖的土地和一个易守难攻的城防中心，而且还要有一段蛮荒地带与别的族群隔开一段距离，才可能比较稳定地定居下来。一个个的独立城邦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一千年以后，日耳曼人征服的罗马帝国土地，情况已大不相同。即使距帝国中心比较偏远的地区，也不再像希腊人、罗马人建立城邦之初那样被巨大的蛮荒地段分割成细碎小块，加上地形大多比较开阔，大队人马比较容易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军事首领，只凭他的亲兵队，很难长期固守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堡，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像希腊和罗马早期那样的城邦。更何况，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三、四百年，形形色色的武装队伍，经年累月混战不休，迫使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领主不得不把自己置于一定的领主-附庸关系网络之中；他们只有借助于那个网络提供的一定程度的保护，才能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