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雅典类型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类型的贵族政体，都是为履行城邦国家进行生死存亡竞争的职能服务的，更直接地说，是为城邦国家的军事职能服务的。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共和政体时指出：“唯有军事性质的品德可以期望于多数的人们，武德特别显著于群众。所以在共和政体中，最高职权操于卫国的战士手中，这里必须是家有武备而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成为公民而享有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公民必须同时是战士。斯巴达型的政体也同样如此：公民也同时是战士，而且那里的公民还不像雅典极盛时期的公民那样平时是种地的农民，而是在和平时期也以演习打仗（包括袭击为他们种地的农奴）为业。
    第二，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古希腊人（及其祖先）由于经历了4000年以上的游牧、游耕生活，然后在个体耕作占主导地位以后才转入定居农耕生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形成中国那种“天子-子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是形成了我们特有的那种经济和社会结构。人们曾经把雅典那样的城邦社会误解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会。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这一误解逐渐得到纠正。
    实际上，城市只是城邦的中心，特别是政治和防卫的中心。它的周围是农民栖息的农村。正如古希腊史专家怀特（K.D.White）指出：“城市和乡村已不再像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那样从政治上区分。在雅典，最高的人民大会（ecclesia）由城市和乡村人民组成，这已由官方文件证实。一份官方的诅咒词对一个不尽职的官员威胁说，他的牛将要染上炭疽病，他的庄稼将要染上枯萎病。如果出席人民大会的大多数人是城里人，这篇诅咒词就是无的放矢；原来他们也是农民。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16-17章（注：Michell1964:93.）（注：Thucydides1960:2.16-7.））关于纪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时民众撤离亚提卡（Attica）农村和撤离面临着城市拥挤、难于找到住宿处的困难的记述：
    ‘大多数雅典人，无论是早先各代人，还是直到现在这场战争同时代人，大多数都是在农村出生和养育的……现在要放弃他们的住宅，离弃他们每个人都视之为他们自己的城池，他们感到悲伤而且不情愿’。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像雅典那样早就被认定的城市社会，土地和各种与土地有关的活动也占着主要地位。”（注：Stenton1971:299.）（注：Grant,M.&Kitzinger,R.（ed.）1988:211-2.）
    可见，在经济结构方面，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一样，是以农业为主的，而不是以工商业为主的。那么，古希腊经济结构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那特点还是需要从古希腊人从游牧、游耕转入定居农耕生活的演进过程中寻找。如前所述，古希腊人和他们的先民经历了四千多年的游牧、游耕生活，并在普遍盛行个体耕作方式以后才转入定居农耕生活。这一演进过程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大面积进入定居农耕文明的进化过程极不相同。游牧、游耕生活充满征战和竞争。如荷马史诗表明，希腊人还没有完全定居下来时，不但族群之间充满生死存亡的竞争，族群内部也已经有了财产私有制和明显的贫富贵贱的分化。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普遍盛行个体家庭劳动方式条件下转入定居农耕生活，不动产的私有化更加强化，占据优势地利资源的家族，以至城邦，更容易积累巨额财富，并由此而恃强凌弱，于是，不但城邦之间的生死存亡竞争更加激烈，城邦内部的贫富贵贱分化也更加剧烈。这种充满生死存亡竞争的生产生活方式则产生了优胜劣败的结果，定居下来后就形成了以占有土地财产多寡和由此决定的征战能力强弱作为划分高低贵贱标准的等级制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构。如在雅典，纪元前594年，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全邦公民按照财产多寡和参加征战能力强弱划分为四个等级：土地财产收入一年达到500麦丁诺（medimnoi，古希腊量器，粗略估算，1麦丁诺谷物约有75公斤。这是参酌伯尔斯坦提供的数字（注：Stenton1971:297-8.）（注：Grant,M.&Kitzinger,R.（ed.）1988:530.）估算的。）以上者，为第一等级，有资格担任最高军政要职，承担最大份额的军赋；年均土地收入300麦丁诺以上500麦丁诺以下者，为“骑士级”，意味着其家资足以装备一名重装骑士，并能蓄养战马；年均土地收入200麦丁诺以上而又不及“骑士级”者，称为“双牛级”，意味着蓄有两头牛或两匹马，平时装备一轭耕犁、战时能装备一名步战甲士者；第四级则为家无恒产，常以佣工为生，年收入在200麦丁诺以下者。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显然是城邦经常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的产物。这种充满生死存亡竞争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决定了它必须以奴隶制或农奴制作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如前所述，像雅典那样的城邦共同体要保持生存竞争能力，必须要保证它的公民，特别是第一、二、三级的公民具有相应的经济和武备实力，而要保证那样的实力就必须有奴隶制来支撑。例如，第一级要保证500麦丁诺的年收入，也就是说，要保证大体上相当于500x75=37.5吨谷物（或与谷物价值相当的橄榄、葡萄等作物）的年收入。需要多少劳动力才能生产出这样多的农产品呢？我们可以参考不同历史时期已知的某些数据作一些粗略的估量。据农业发展问题专家雄次郎和弗农·拉坦估计，1880年时，一个法国农业男劳动力一年约生产7.9小麦单位吨，一个英国农业男劳力大约年产15.7小麦单位吨，一个美国农业男劳力大约年产15小麦单位吨（注：Stenton1971:294.）（注：雄次郎、弗农·拉坦1993:350-4。）。我们曾估算，13世纪时，一个拥有全额份地的英国农奴大约年产谷物4.6吨（注：Stenton1971:299-300.）（注：庞卓恒1988:113-155;1999:204。）。中国学者吴慧估计，中国战国中后期（约纪元前4-3世纪）一个中国农民大约年产谷物2吨（注：Stenton1971:299.）（注：吴慧1985:195。）参照这些数字，我们姑且从宽假定，纪元前6-5世纪的希腊农业男劳力一年可产谷物或相应价值的其他农产品2吨。这样，要年产37.5谷物，或相应价值的其他农产品，需要18个以上的劳动力；以此类推，要维持1个骑士的经济和武备实力，约需11个男劳力；维持1个甲士的经济和武备实力，约需7个男劳力。谁来充当这些劳动力？除了雇工，只有奴隶。雅典强盛时期雇工不可能很多，因为雇工出自第四级公民，如果第四级公民人数超过了前三级人数总和，那就意味着持有土地的公民，特别是“双牛级”的公民--农民已经大量破产，城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基础已经要崩溃了。而要保持强盛，就决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雅典要保持强盛，必须保证一、二、三级公民要在公民总数中占多数，而维持他们的经济-军备实力所需的劳动力就必须由奴隶来承担，而且奴隶不能是本邦人，因为如果听任本邦人大量为奴，同样意味着公民大量破产和国家军事实力基础的瓦解。所以梭伦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以本邦人为奴，废除奴役本邦人的债务奴隶制。以外邦人为奴役对象的奴隶制，就成了这种城邦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另一类城邦，如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特萨利亚等，不实行奴隶制，而实行农奴制，就是把被征服的异邦人安置在土地上种地，有自己的家庭，但没有自由身份，收获物除维持自己一家最低生活外，全部归城邦公民所有。城邦公民是他们的集体农奴主，在这种制度下，城邦公民成了完全脱离劳动的特权阶层，战时打仗，平时演习作战（包括集体袭击农奴）和饮宴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