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秩序与竞争的关系
    霍尔派克说：“各个方面的竞争是印-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战争和战斗被视为荣耀，而且是社会的根基之一。梨俱吠陀和荷马以不同方式滔滔不绝地歌颂血战、屠杀、克敌制胜和掠夺无数的战利品。各种竞技赛，特别是驾车赛，很早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以后的欧洲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注：Fox1967:238;Goody and Tambiah1973:22.）。
    竞争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然并不全是好斗的，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冲突必定要受到控制。诉讼和争端，竞技和战争，都是按照所有的竞争者都郑重表示要加以恪守的规则合理地控制的。实际上，战斗本身就被认为具有判决性质。
    6.王权
    本芬尼斯特认为，“印-欧语言中的‘王（rex）’更像是一个宗教人物，而不那么像政治人物。他的使命不是指挥和行使权力，而是定出规则，决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直’）。由此看来，‘王’更像一个祭师，而不像君主。正是这样的‘王’被克尔特人、意大利人和印度人保留下来。”（注：ibid.,50,Table5.）
    钱尼（Chaney）认为，日耳曼人（以及盎格鲁-萨克森人）的王“首先是他的人民和神之间的中介，是保证人民‘好运’的神授力量的化身。（注：Hallpike1986:332-3.）国王的“好运”不仅带来好收成，还带来战争的胜利。
    霍尔派克说：“在印-欧人看来，战争并不纯粹是一种非圣洁的行动，还是一种带来生机的活动，因此，田王就完全应该至少在名义上作为战争的领袖，即使实际的决策由专职的将领去做。在西欧，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国王作为战争领袖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注：ibid.332-3.）
    7.亲兵队和封臣的起源
    “印-欧人的亲兵队，或者说Mannerbund，并不单纯是战争工具。它围绕着一个勇猛无畏的领袖组织起来，……是促成印-欧人扩张的‘秘密武器’。这样，武士成了社会组织的支柱，在许多方面充当了社会的栋梁。武士阶级单独划分出来，处于与祭师和农夫显然不同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个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对立，特别是与地位极高的祭师阶级之间，尤其如此。”（注：Dumezil,1970:4.）马克·布洛克指出：日耳曼军事头领的随从（拉丁语comes，古日耳曼语gisind）在战场上对头领死命效忠，也从头领那里获得慷慨报偿，由此形成的体制，其基本形式和价值在盎格鲁-萨克森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中保持了许多世纪。克尔特人社会也是如此。（注：Hallpike1986:337.）“罗马军团到来之前，没有一个高卢酋帅身边没有一群随从，无论是农民还是武士。”（注：Boyce1975:27.）而且，罗马帝国崩溃后，职业化的步兵团从此消逝了。“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整个形势越来越需要招募职业武士，也就是那些受过团队传统训练的人，特别是骑手。为国王服骑兵兵役的人，虽然直到9世纪末在理论上还是从家产足以支撑的所有自由人中征召，但是，这些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唯一可能有高效率的部队--的核心，自然就是那些早就充当国王和显赫人物的武装侍从的那些人”（注：Benveniste1973:379-80.）。gasindus这个称呼在墨罗温时期的高卢和整个蛮族世界都还在使用，用来指私家武装人员或家臣（注：Littleton1982:65-7.），但是逐渐被源自克尔特语vassus,vassallus的‘vassal（附庸）’一词代替，其愿意为‘servant（侍从）’，指的是一度当过武装侍从而社会出身又比传统的gasindi地位低的人。但是，往昔的亲兵队的基本理念并未消逝：“显贵甚至国王蓄养的‘thugs（暴徒们）’尽管原来的社会地位卑微，从此以后却越来越有权势。把这些战斗伙伴与他们的首领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一种忠诚契约，那是适合于上流社会人们自由缔结的契约。王室近卫军的称呼，很值得品味，叫做'trustis'，也就是‘效忠队’（fealty）。这支队伍新招募的成员要发誓表示忠诚，国王也要答应‘向他提供援助’。这些都是所有的'commendation'的原则。权势人物和他们的gasindi或附庸之间无疑也交换着类似的承诺”（注：Hallpike1968:344.）。
    在英国，“塔西佗描述1世纪的首领的侍从那些话，可以适用于8世纪威塞克斯的森尼乌尔夫国王（King of Cynewulf of Wessex）的随从或10世纪的埃塞克斯的比尔特诺斯伯爵（EarlByrhtnoth of Essex）的随从。”（注：Hallpike1968:348.）
    8.人民集会
    “人民集会（assembly）是印-欧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它有许多职能：争议场所，军事会议，惩戒罪行的法庭，尤其是作为仪式的中心。”（注：Benveniste1973:311.）在古希腊，“所有的自由人都关注的和平和战争问题，由部落全体武士集会来解决，他们聚集在一起，对交付他们表态的问题高喊‘行’或‘不行’。首领们有他们的议事会，由贤达、耆老和具有特殊声望或英勇业绩的人士参加，他们和首领组成执行机构，执行经过全体武士认可的政策方针。”（注：Chaney197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