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虽然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都具有“英格兰属性”，但北美文化并不是英国文化在“新大陆”的简单延伸或翻版。自美国有专门的历史著述以来，人们就在讨论美国早期文化的特性问题，言人人殊，见仁见智。多数学者承认，美国文化在根本上源自英国和欧洲（注：也有一些学者刻意淡化美国早期历史的英国色彩，甚至说弗吉尼亚并不是英国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而是“美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分歧在于：移植到北美的英国和欧洲文化是否发生了变异？变异发生于何时？变异的程度如何？导致变异的因素是什么？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从西部边疆的开拓中发现了美国文化的形成道路。他认为，欧洲文化的因子经过边疆生活的改造，变成了美利坚的新产物；最初的大西洋沿岸边疆乃是欧洲的边疆，但在边疆的不断西移中，美国越来越远离欧洲的影响，自身的独立性不断成长。[5]（p.4）丹尼尔·布尔斯廷和特纳一样注重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但他认为这种独特性从殖民地建立之时就开始形成，“旧世界”的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新世界”窒碍难通，在美洲兴起的是一种（或若干种）新的文化。[6]（p.1）奥斯卡·汉德林也认为：“1607年以后定居在詹姆斯敦及沿海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居民，带来了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的既定观念。他们此后的全部努力倾注于重建他们在母国所熟知的种种形式。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的经验却总是不断引导他们离开自己想望的模式。最终出现的美国社会秩序乃是一种变形。也就是说，它不仅背离了这些新来者从欧洲社会带来的经验，而且也与他们自己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相反。”[7]（p.4）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革命以前，殖民地的社会和文化与英国没有根本的不同。戈登·伍德在论述美国革命的新著中，将革命前的北美描绘为一个和母国及欧洲没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是美国革命使美国人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促成了一个“新”社会的诞生。[8]（“导言”）戴维·费希尔则从民俗的角度考察了北美文化和英国的联系，发现北美居民从说话、命名到财产制度、等级和权力方面，都源自不列颠的地区性文化。[9]（p.340）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虽然殖民地文化最初乃是英国文化的移植，但移民们带到“新大陆”的是各式各样的、存在差异的英格兰地区性文化。英国在地理上固然是一个小国，但内部差异甚大，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组织诸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考察殖民地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异同时，必须对移民所来自的各个社区及其原有的社会生活做出具体细致的研究，经过分析对比，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否则，任何一般性的看法都难免以偏概全。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多数北美居民并没有文化创造的自觉意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依据文化的自然惯性行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极力追随和效法英国及欧洲的时尚。后来具有特点的北美文化，并不是一种主观努力的产物，而是许多因素在悄然不觉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些起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塔指出，在20世纪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研究新英格兰的学者认为，英国传统的制度、习俗和观念，在北美荒野的腐蚀性力量的作用下不断消蚀和转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10]（p.7）也就是说，许多学者所注重的是“新”环境对“旧”文化的改造作用，将北美文化视为欧裔居民对环境加以“创造性适应”的结果。[11]（p.195）这种解释仅仅从欧裔居民的角度着眼，而将所有其他因素置于被动地位，似乎过于简单化。
    环境固然对北美文化的形成和演化发生了重要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应当说，不同种族和族裔的人群之间的互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彼此渗透，为北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和影响深远的动力。欧裔移民在北美不仅遇到了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同时也接触到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反过来，北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和新来的非洲黑人所发现的，也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新人种和新文化。这些彼此陌生的文化群体进行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不同的文化因子发生持续的碰撞和结合，最终促成了北美的“新”文化。印白关系、奴隶制这些“旧大陆”不曾存在的问题，对于塑造北美文化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印第安人的农业经验和生存技巧、黑人带来的水稻种植技术和风俗，都在后来的美国文化中有鲜明的体现。另外，在欧裔居民内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生活在一个以英裔居民为主的社会，不自觉地受到“英格兰方式”的影响，如特拉华河谷的瑞典裔居民和哈得孙河谷的荷兰裔居民，在习俗、服饰方面发生了“英格兰化”。[12]（pp.273,614）但在此同时，他们所身负的文化因子，也不知不觉地融入北美文化，加上不同族裔在各殖民地的迁徙和混合，在无形中改变了所谓“英格兰特性”的面貌。总之，北美文化的确是英格兰传统在“新大陆”转化和变异的结果，而且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英格兰属性”，但促成转化和变异的根本因素，并不是被动和消极的“环境”，而是众多种族和族裔人群及其文化之间的互动。这个过程渐进而漫长，很难给定一个确切的日期。
    四
    “殖民地”一词在英文中有单、复数之分。作为复数的殖民地，乃是一些“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实体。[13]（p.5）它们的建立有迟早之别，移民来源各不相同，各自的地域界线分明，各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结构，在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也有程度不一的差别，经常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彼此争吵和厮斗。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对13个殖民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它们划分为四个大的地域：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大西洋沿岸中部（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切萨皮克地区（马里兰、弗吉尼亚）和下南部（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每个地域确有一些突出的共同点：新英格兰以清教、中小土地占有制、混合型经济为特色；中部以生产谷物闻名，是一个族裔和宗教多样化的地区；切萨皮克地区遍布使用奴隶和契约仆的烟草种植园；下南部社会则建立在奴隶制和稻米、靛蓝种植的基础上。但是，各地域内部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别和矛盾：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不时发生纠纷；宾夕法尼亚的家庭农场和纽约的租佃制形成对照；马里兰为业主所有，弗吉尼亚则是最早的王室殖民地；北卡罗来纳居民普遍贫穷，南卡罗来纳社会则存在鲜明的两极化。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差异纷繁的殖民地，居然最终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本具有某种统一性的西属美洲，在脱离西班牙以后却分化为众多的国家。在这一合一分之间，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促使13个殖民地克服差异和分歧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呢？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若干分歧甚大的解释。最初，人们试图从各殖民地表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寻找出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数代美国学者对新英格兰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以清教、自由持有制和政治自治为核心的“新英格兰精神”，构成北美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美利坚文化。后来，这种立论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提出，新英格兰在北美殖民地非但不是典型，反而是一个特例，不具任何代表性。有的学者进而指出，在殖民地建立之初，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差异非常鲜明；此后各殖民地的差异不断缩小，社会文化逐渐趋同，最终形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美国文化。[14]（p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