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涉及的是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实际发生的历史无比纷繁复杂，留传的各种资料，虽然仅只保存了历史的冰山一角的零碎信息，但仍显得杂乱无章。历史学家面对早已消散的历史烟云，却仍然雄心勃勃地要恢复“历史的真相”，于是，他们运用人类有限的理性，为历史制定各种框架，将纷杂零乱的史实梳理归纳，使之成为一部条理清楚、可以理解的历史。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的做法，乃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基本路径，但同样也反映了历史学家的局限和无奈：对于没有主线和框架的历史，历史学家不免束手无策。因此，在面对13个殖民地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时，人们就只能从寻找“内在的统一性”入手，以发现美国文化形成的奥秘。然而，要寻求统一性，就不免剪裁或舍弃多样性。历史著述总是为这种顾此失彼的尴尬所困扰。事实上，无论以某个或某些殖民地作为英属北美的典型或代表，都难以避免削足适履之弊。
    13个殖民地由分而合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些殖民地来说，共同的政治归属构成一个外在的“箍”，将分立的各殖民地捆绑在一起，为它们相互间的往来创造了条件。在这个“箍”内，经济互补性使各殖民地形成市场联系；日益改善的交通和通讯，密切了彼此的交流；英格兰裔居民在各殖民地之间迁徙流动，他们在和法国殖民势力、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其他少数族裔乃至母国的对立与对抗中形成了内部凝聚力，逐渐产生了社会和文化的认同。这一切都有助于将各殖民地推向联合。更重要的是，在各殖民地均占人口多数的英裔居民，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体制等方面，继承了共同的渊源，保持了极大的共性，这种共性乃是一种强劲的黏合剂，将13个存在社会差异和利益分歧的殖民地联结起来，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差异和多样性的共同体。美国就是从这个共同体破壳而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就是这个包容差异和多样性的共同体的发育成长史。
    五
    如果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属美洲殖民地相对照，13个殖民地的共性就会显得更加鲜明。新法兰西、西属美洲以及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岛屿殖民地，与北美13个殖民地有着明显的差别。
    新法兰西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到1763年白人居民仅有60000人。[15]（p.55）除占多数的法裔外，尚有来自德意志、荷兰、葡萄牙的移民及其后裔，新斯科舍地区还居住着众多的新英格兰移民。法国和新法兰西当局对于扩张地域的兴趣，远在定居开发之上。新法兰西复制了母国的领主制，经济上长期以毛皮贸易为支柱，故有的史书上说，是河狸“打开了加拿大的地图”。[16]（p41）虽然在18世纪上半叶小麦种植和木材加工有所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单一经济的性质，直到易手英国时也没有解决生活物资的自给。法国对新法兰西内部事务控制甚严，殖民地的自主性几乎没有得到发展。法国长期在加拿大驻扎正规军，军队成为国王控制殖民地的有力工具。新法兰西在宗教上是一个单一的天主教社会，教会拥有地产，在世俗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殖民地社会等级分明，等级之间比较封闭，僧侣、贵族和平民地位悬殊，权贵集团高高在上，而多数人却不能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
    西班牙人在一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规模远在英、法、葡诸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上。西班牙政府对于外国移民实行严厉的限制，故白人居民大多来自西班牙。但西属美洲同样存在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的多数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在1789年，西属美洲人口的55.8%为印第安人（不包括未接受西班牙人统治的印第安人），22.9%为白人，6.4%为黑人，7.3%为印欧混血人，7.6%为欧非混血人。[17]（p.92）被征服的印第安人成为任由白人榨取的劳动力，在“委托监护制”、“劳役摊派制”和“米达制”（轮换制）之下，或为白人开采金银矿藏，或在庄园和种植园里劳动。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之间发生密切的血缘联系，人种的混合程度远远高于北美。但是，社会等级森严，歧视盛行。即便在白人社会，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控制在少数来自西班牙的“半岛人”和本地上层人物手中，他们有的是监护主，有的是高级教士，更多的是殖民地官员；而一般居民的权利没有切实保障。社会结构比英属北美僵硬，没有基本政治权利的人口甚多，社会流动性较小。母国始终对殖民地实行严密控制，殖民地社会自主性的发育成长十分缓慢。天主教会不仅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占有很大地产和其他财富，大主教的收入甚至在总督之上。到17世纪末，墨西哥和秘鲁的教会占有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18]（p.165）控制信仰乃为天主教会的惯技，宗教裁判所见于各地，对于异端的处置十分严厉。西属美洲虽有学校、报纸和刊物，但除少数白人外，大多数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乃为文盲，居民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
    英国除在北美占有殖民地外，还在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屿建立了拓殖地，美国的史学著作通常将这些海岛殖民地包括在内，统称“英属美洲”，英属北美则被称作“大陆殖民地”。英国人于1624年来到圣克里斯托弗岛建立定居点后，相继在巴巴多斯（1627年）、尼维斯岛（1628年）、蒙特塞拉特岛、安提瓜岛（17世纪30年代）、牙买加（1655年）等岛屿上落脚。英属加勒比的多数岛屿面积不大，起伏多山，土地肥沃，白人种植园主使用大量白人契约仆和黑人奴隶，种植甘蔗和生产食糖、糖蜜。这些产品为少数种植园主带来了大量财富，使海岛殖民地成为英属美洲最富庶的地区。在当日的英国移民中，有钱人通常到海岛殖民地发财，而穷人则多去北美谋生。海岛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大陆殖民地大致相同，设有总督、参事会和民选议会。不过，总督控制核心权力，参事会和议会的作用相对有限。社会分成若干等级，大种植园主、中小种植者、契约仆、黑人奴隶处于不同的社会梯级上，各有其身份与地位的标志。黑人大大超过白人，1713年白人和黑人的比例为1∶4，而大陆殖民地则为6∶1。[19]（p.237）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多于其北美同行，如1680年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中有19人拥有200名奴隶，89人拥有100名以上的奴隶。[19]（p.46）在各个岛上，他们都是当地社会的主宰者，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不过，热带的炎热气候使他们寿命较短，多数人年纪轻轻就死去。因而白人人口难以扎根，不像大陆殖民地居民那样最终形成了共同体意识，成为有别于英国人的美利坚人。这些岛上的英裔居民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他们没有印刷厂，没有出版物。最后，英裔居民全部离开了海岛，后来在这里建国的不是英裔居民，而是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混血人。在飓风和地震的不断袭击下，当年的种植园、教堂、白人的漂亮宅邸以及奴隶的破旧棚屋，都早已荡然无存。
    通过这种简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北美13个殖民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虽然种族歧视和等级限制同样盛行，但欧洲裔居民在身份上大致平等，不同教派经过竞争而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母国的政治控制比较宽松，对内部事务的干涉也相当薄弱，本地精英很早就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自治、议会政治很快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更重要的是，13个殖民地实行法治，欧洲裔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虽然经济上富足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保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但自由观念和权利保障机制的演进，为独立后权利的民主化准备了条件。13个殖民地社会的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建国道路，使美国的发展和加拿大、拉丁美洲有着意义深远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