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伦敦的一系列建设活动逐渐改变了土壤的性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铺设道路和建筑房屋使得土壤硬化；过度排水导致土壤涵养水分不足。
    城镇街道下面的土壤主要由建筑废弃物组成，其植物营养成分含量甚微，且硬度很高。尤其是在城镇的中心或商业区，因地面被建筑物和道路大面积覆盖，使得该区域土壤严重硬化，能在这种土壤环境下成功生长的树木种类极少。例如，适宜街道种植的树木在巴黎有11种，在华盛顿有12种，而在伦敦只有4种，即悬铃木、臭椿、泽西榆树和伦巴第杨树。[13]不仅如此，硬化的土壤还会阻碍空气进入植物根部，使根呼吸受阻，这通常是导致城镇街道树木死亡的重要原因。
    因城市过度排水，树木生长所需的水源亦遭到剥夺。19世纪，就城市污水处理方面而言，伦敦堪称世界上排水最通畅的城市。可是，通畅的排水渠道不但排走了污水，也带走了各种类型的地表水，尤其是雨水。首都公园协会(Metropolitan Public Gardens Association)③主席雷金纳德·布拉巴宗勋爵(Lord Reginald Brabazon，1841-1929年)在回应一位匿名通信者建议伦敦每家每户种树的文章时谈道：哪怕是数小时的倾盆大雨，天空放晴1小时就足以排干降水，因雨水被吸入下水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壤就如同被挤压过的海绵一样干燥，在这种情况下，树木很难在城市健康生长。[14]因此，涵水能力不足经常成为城市树木的大敌。
    最后，夏季的干旱和热浪对树木的危害也很明显。苏格兰园艺学家赫伯特·马克斯韦尔爵士(Sir Herbert Maxwell，1845-1937年)曾指出：干热是伦敦树木面临的两大敌人之一(另一个是烟雾)，而热浪的蒸发力在建筑物和硬化道路的反射下将成倍增加。[15]由此可见，局部小气候的变化对树木的危害甚大。
    煤灰、二氧化硫、土壤硬化、干热的环境决定了只有悬铃木等抗逆性④强的树种才能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中更好地生存。那么，这类树木的生理特性是如何被发现的？
    经过植物学家、园艺者对城市树种的长期观察，悬铃木、桦树等耐煤烟的树种能在城市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由于其树干表皮定期剥落，如此便褪去了表皮所富集的煤灰等有害物质，从而防止了对它们正常代谢的影响。1884年10月6日，《泰晤士报》报道：在炎热天气的不利影响下，榆树、橡树和酸橙树等树的叶子已枯萎且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二球悬铃木”的树叶依旧生机勃勃，在公园和广场甚至在伦敦最拥挤的地区，皆是如此。正因这种树木的特殊生理特征才使其在煤烟环境中继续生长，免受城镇快速扩展所导致的毁灭性影响。[16]于是，它在伦敦得以广泛种植。譬如，19世纪80年代，在泰晤士河河堤、新建道路的人行道和房屋街道，以及公园和广场的空地等处，人们种植了数千棵悬铃木幼苗。
    总之，因城市煤炭消耗或建设活动酿成的煤烟、土壤硬化和干热等因素共同导致伦敦树木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结果，一些不耐煤烟、硬化土壤和干热的树种逐渐消失或退缩至伦敦郊区等环境状况良好的地区，而抗逆性强的树种则逐渐取代之，成为伦敦的主导树种。当然，这一替代性变化既与树木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树木本身的生理特征相关，也与19世纪伦敦人对树木用途的新认识相关，这一点在树木分布场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19世纪早期之前，伦敦是绿意盎然的，树木曾普遍装饰着伦敦的花园与广场：
    在伦敦，从十二世纪起市民的花园里就有树。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四法学院和伦敦同业公会种植了大量的树。而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穆尔菲尔德(Moorfiled)被夷平，开辟成林荫道，使它成为伦敦第一个城市公园。……王政复辟之后，植树成为平常之事。当时的插图表明，纵横交错的林荫道不仅分布在伦敦蔬菜花卉市场、林肯律师学院广场以及皇家花园，而且出现在许多广场和大多数公共大楼的外面。[17]在1748年的一位瑞典游客眼中，“伦敦几乎家家户户花园里种树，几乎每个广场都有榆树。”[18]
    19世纪伦敦的城市发展促使房屋、街道与道路大量涌现。18世纪伦敦的房屋和人口并未迅猛增加，至该世纪末因商业发展导致伦敦出现了拥挤现象，之后持续增长并贯穿整个19世纪。据1739年的伦敦死亡周报表(the Bills of Mortality)记载，当时有95968栋房屋和5099条街道，而从1839-1849年，仅仅10年间新建房屋数便达到64058栋，新增街道1642条。[19]又如，在1834-1846年的12年间伦敦新增1200条街道，年均增长100条；[20]在1844-1850年的7年间，新增街道200英里。[21]伦敦房屋、街道急剧蔓延的现象曾被英国著名插图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年)称为“房屋进军”。[22]
    “房屋进军”的过程吞噬了大量花园与广场。18世纪中期以来，富裕家庭修建的房屋多数都附带后花园，伦敦边缘的房屋还有前花园。此外，18世纪伦敦兴起的住宅广场也逐渐实现了绿化。⑤但是，在房屋建设或道路拓展的过程中树木被清除，花园大量消失。英国作家雅各布·拉伍德(Jacob Larwood，1827-1918年)在1867年写道：伦敦的“去乡村化”过程年复一年地推进，无数的树木和花园在房屋建筑浪潮面前消失了，而剩余的植物则被煤烟和污浊空气所摧毁。[23]因人为砍伐和城市环境恶化的双重威胁，私人空间的树木量不断减少，而新增道路等公共空间却没有及时种植树木。
    19世纪中期在伦敦树木量锐减的情况下，残存的古老树木也面临被砍伐的威胁。这时，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树木“情结”逐渐被唤醒，保护古老树木的呼声悄然兴起。1846年4月10日，《每日新闻》(Daily News)刊登了弗雷德里克·特伦奇爵士(Sir Frederick Trench)写给“树木和森林委员会”(The Commissioners of Woods and Forests)首席专员林肯伯爵(Earl of Lincoln)的信，对接连被砍伐的伦敦古老树木深感痛惜，他再三恳请林肯伯爵务必保护它们，并殷切希望在未获得他批准的情况下树木不能再被任意砍伐。[24]次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便以妙语呼应这一保护古老树木的举动：“特伦奇爵士代表皮卡迪利的榆树和切尔西的栗子树给林肯伯爵写了一封动人心弦的紧急呼吁信，我们以伦敦所有麻雀的名义感谢他!”[25]
    不久，伦敦植树问题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19世纪70年代人们对树木重要性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城镇及其周边植树的愿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26]那么，这种强烈的愿望是受何种因素的推动而产生的，又产生了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