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树木功能的科学新认知是这种愿望产生的重要动因。对植物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记述，可追溯至17世纪英国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年)的《驱逐烟雾》(Fumifugium)一书，在该书中他谈到植物散发的怡人芬芳能极佳地改善伦敦空气。[27]19世纪中期，树木能净化空气、增进健康的新认知更是不断涌现。1866年，有杂志报道：“无论是由于艺术还是卫生，无疑，在大城市，大型树木都必不可少。它们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贡献甚大。任何一种植物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方面都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树木不但在固碳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有减弱煤烟、灰尘的好处。”[28]1868年，英国植物学家利奥波德·哈特利-格林顿(Leopold Hartley Grindon，1818-1904年)在《旧英国的树木》中极力赞扬树木的卫生功能：
    树木是人类居住的经济世界的清洁员。它通过“吸收”过程，即从空气中吸收碳，经过特定的加工，被转化为木材或其他物质……使空气维持在一个适宜人们呼吸的状态，草本植物对此贡献甚大，但木本植物的贡献更大，因为它们有更大的体积和树叶面积。供给呼吸的或在山巅豪饮的新鲜空气，如同看不见的空气美酒，而我们却很少考虑空气的清洁和健康来自于繁盛的树木。同样，我们也不会想到去感谢树木。今天在英格兰呼吸的空气可能在千里之外的树木就为我们净化了。如果风从北方吹过来，我们也许要感激斯堪的纳维亚的山毛榉，如果风从西方吹来，可能正是北美的木兰树襄助了一臂之力……自然界中的每一棵树木都对空气有益。[29]1876年，《英国建筑师》(British Architect)载文对城镇树木的功能作了更全面的描述：“植物不但美丽，而且实用，它们是空气的清道夫，吸收人体释放的浊气。植物可以清新视野，带来精神愉悦，也可振奋精神，释放香气让人欣喜。在树阴下散步可消除疲惫，最终给人注入一股对造物主的感激之情。”[30]1879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社会科学大会上，来自伦敦的一位医生报告了他近30年的实验及其结论，并证明在住房附近植树非常有益于人体健康。[31]总之，“树木有益于净化空气的问题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在英格兰，而且在整个欧洲亦是如此”。[32]
    在上述新认知的推动下，伦敦人的植树呼声此起彼伏。1858年，有人倡议在伦敦的教堂墓地和开敞空间种树，理由是树木不但可以美化街道、愉悦身心，还可以净化空气。[33]1868年，英国建筑师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Kenzie)写信给《泰晤士报》，倡议在泰晤士河河堤北岸种树。[34]19世纪70年代末，还有人倡议在伦敦分发盆栽灌木以建立园艺之家，认为如果伦敦的每户家庭都拥有一小丛带刺灌木、一株薰衣草或天芥菜，伦敦的空气质量将会得到显著改善，并且身居伦敦中心区域的200万人将能呼吸散发到空气中的芳香。[35]1878年，一位对植树感兴趣的绅士捐献1000英镑给伦敦的10个教区，希望每个教区用100英镑在伦敦最需要树阴的地方栽种悬铃木。[36]
    尽管一些人对树木的益处已有认知，且植树呼声不断，但在19世纪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伦敦却未大量植树，出现这种认知与现实相矛盾的原因何在？
    早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著名园艺家、植物学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年)在新建房屋附近的小径旁栽了一颗槭树(Sumach)，这一行为很快遭到了地方检察官的反对，理由是树木会遮住道路并使路面潮湿，影响路人通行。劳登的邻居也声明在多雨的天气里，经过树下时淋到雨滴让人感觉不悦。最后，劳登被迫将这棵槭树连根挖掉。[37]甚至到19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城镇街道植树遭到了伦敦地方当局的坚决反对，并被斥为“情感的创造”。[38]这种抵制主要是出于植树存活率与财政方面的考虑。譬如，一些绅士的植树捐款遭到某些教区的拒绝，因为他们担心栽种的树木一旦死亡或遭破坏，便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来重植。[39]而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伦敦树木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煤灰、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缩短了榆树等树木的存活期，每年春季新植的树木经过冬季煤烟的熏染后便丧失了活力，在生长条件相对恶劣的街道或道路旁更是如此。
    此外，也有人认为城市植树不利于健康。在19世纪的英国，医学领域经常强调新鲜空气和阳光因子之于健康的重要性，并认为潮湿环境是滋生瘴气与传播疾病的重要诱因，即“瘴气致病理论”，该理论成为阻碍在街道旁植树的认知障碍。1867年有报道认为，树木离房屋太近不利于健康，它们会产生潮湿、遮蔽阳光、阻碍空气流通等弊端，枯叶腐烂释放的浊气也会导致疾病。[40]在1883年8月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Hygiene Congress)上，一位成员认为街道树木不但会阻碍空气流通，还诱使人们只躲在街道的阴凉处而避开阳光，因此出于健康的考虑，不应该在城镇种植更多的树木，而应该移除现存的所有树木。[41]
    尽管19世纪后期仍有人坚持“瘴气致病理论”，但是在植物学家的实验结果以及社会舆论的共同影响下，植树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推行。为克服伦敦不利的城市环境以提高树木的成活率，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等纷纷建言献策，有关城市植树的著作或文章不断出现，为城镇植树的方法、树种的选择提供指南。[42]在其推荐树种名单中，悬铃木、杨树等抗逆性强的树种位居前列。另外，他们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指导城镇科学地植树。譬如，1887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布尔杰(George Simonds Boulger，1853-1922年)在伦敦学院所做的演讲中谈道，在伦敦植树要因土制宜，并希望林业部能尽快成立，以指导人们在由气管、水管、电缆和下水道构成的底土上种植何种树木才能旺盛生长。[43]与此同时，政府与民众的主流态度也逐渐转向赞同植树。一方面，虽然在劳登挖掉槭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对街道植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是政府面对日益强烈的植树呼声，开始采取措施在伦敦实施植树计划：另一方面，伦敦人也被欧洲大陆城镇的美丽所吸引(在欧洲大陆，树木被大量种植在广场和街道上)，植树观念逐渐传播，植树行为获得支持。[44]此时，常有文字见诸报端指责某些人对植树的漠视态度，并积极呼吁植树。[45]在城市植树弊大于利的观点也受到部分专业人士的反驳，某大学教授通过列举树木的诸多益处，大胆地做出与国际卫生大会不一样的结论，并强烈推荐在街边植树。[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