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史学界对德国非纳粹化的研究中，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探讨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就国内而言，由于非纳粹化是盟国战后对德政策重点之一，因此研究该时段的德国史专著等均有叙述。①目前已有的针对非纳粹化的专题研究，多立足于德国全局抑或东、西占区的宏观角度，②针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
    国际上有关非纳粹化的宏观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③其中部分著作对法占区非纳粹化进行了探讨。相对而言，德国学者的研究则多着眼于占领区或具体人物、地域的微观研究。④针对法占区的专门研究由法国学者主导，⑤其中包括法国的对德国非纳粹化政策的论述。但总体而言，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研究力度和深度尚不可与针对美英占区的相关研究同日而语。
    德国战败及无条件投降后，依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德国境内各盟国占领区中所有纳粹政权行政机构均须解散。⑥作为四大占领区之一，法占区同样存在着社会混乱、劳动力匮乏等问题，亟须重建治理结构，恢复正常秩序。在盟国非纳粹化政策的背景下，如何对待和整合德国公务员群体，怎样通过对法占区的行政管理实现法国在德国的利益，成为法国占领当局的难题。本文将以此为中心进行探讨。
    法国占领军当局雇用德国公务员的缘起
    自1945年4月起，进入德国境内的自由法国军队就已开始实施对驻地的军事管制。在1945年8月30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所有德国领土名义上属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统一管辖，但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各盟国驻军手中。各盟国军事当局的管制权力为1945年6月1日《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所承认。据此，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可以“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司令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的一切权力”。⑦
    于法国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与其他三大盟国不同，法国是在被德国击败并占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抗德斗争的，因此希望在战后最大限度地夺取和利用德国的经济潜力。与此同时，法国也是四大国中最后加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它此前未曾接触对德管制策划事宜，也没有足够时间为德国行政改革做准备。1943-1944年间，一系列内阁级别的部门间筹划委员会已在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运行，但巴黎的同等机构“德国及奥地利事务部门间协调委员会”直到德国投降两个月后，亦即1945年7月才匆匆成立。法方人员在1944年至1945年冬季被匆忙召集起来，且大部分人只在巴黎索邦大学接受了4星期短期培训。该任务负责人路易斯-马利·科尔兹将军(Louis-Marie Koeltz)抱怨人手奇缺，有相应行政经验的人员尤为匮乏。⑧这导致法国在德国行政重建问题上与其他盟国持不同意见，而人员安排问题尤甚。
    在公开场合，法国积极支持非纳粹化政策。依据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的《德国军政府手册》，共有18类德国政府公务员须被解职或监禁。而法国占领军的同类文件还额外增添了3个类别。⑨但在实际行动中，法方并未贯彻这些方针。在法国政府的一份秘密指导文件《在德行动指南》中，列出了法方在德的非纳粹化方针，但撤换普通德国公务员并不在要点之列，同时要求尽量保证行政效率。要点中包括：1)惩罚战犯；2)肃清纳粹主义，至少要清除那些藏匿或持伪造证件的盖世太保、党卫队及纳粹党务人员；3)监督建立起一套诚实、公正、快捷、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保证各方面管制不致瘫痪。⑩
    1945年4月，在占领德国斯图加特市后，法国军方任命了一名反纳粹主义者阿诺富特·克勒特(Arnulf Klett)为市长，以组织一个旨在清除纳粹分子的市政委员会。这名市长还被赋予了可保留技术专家的“特许令”，而行使这一权力的唯一条件是，克勒特个人保证“这些专家‘技术方面优异突出’，[有着]无可指责的品质，[愿意]毫无保留地以反纳粹主义者的立场行事”。(11)至1945年7月，该市便有70％的市政官员复职。(12)
    法国占领军当局之所以容许雇用这些本应被撤换的德国公务人员，根源在于法方对德国战争罪责的独特视角：德意志民族“共同责任”与每个德国人“个别责任”的结合。与美、英主张追究“纳粹首恶”，树立典型的非纳粹化实践不同，战后法国总体上对德意志民族持全然不信任态度，认为纳粹党身份并非有效证据，非纳粹党身份的德国人也并非无辜之人；不可相信任何德国成年人，只有未接触纳粹毒素的青少年才是希望。(13)巴黎方面的一名负责再教育的官员凯撒·山德利(César Santelli)甚至称，“德国人过去背弃了使命，未来他们也会这么干。所以谈及被纳粹蛊惑的那几代人时，总体来看12岁以上的这几代已无可救药了”。(14)因此，与同一时期美、英当局仅要求身居相当职位的德国公务人员接受调查不同，法国当局曾有意登记调查其占领区内全部394.9万德国成人，但这一计划由于调查范围过大、任务艰巨而被转为一个长期实现的目标，并最终因占领的结束而放弃(15)。这就是在法方文件中，“非纳粹化”这一术语被表述为“肃清”(l’épuration)或“清洗”(la purge)的原因所在。(16)
    然而，在涉及个人情况的微观层面，法方却又认为，既然“希特勒是德国历史的逻辑，那么作为追究个人责任的非纳粹化政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7)，相信“通过接触，就能识别谁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靠得住”。(18)因此，法方更重视个人能力而非经历污点，青睐于以直截了当的办法判断德国人是否适合被继续雇用。最终法方形成了这样一种用人态度，认为行政管理人员或经理所具备的资质要比他是否曾与纳粹有关联重要得多，只有在对个人的这类资质进行长期观察鉴别后，才能做出留用、解职或监禁等处理决定。(19)用柏林管制委员会法方负责人米歇尔·布克(Michel Bouquet)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无视收到的指令……但我们可以在稍多注意具体个人及其个别情况的条件下再对其做出解读”。(20)法方的这种态度遭到美国管制当局的指责，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做法。(21)但就法方当时的视角而言，此举无非只是一项长期大规模肃清工作的初步措施而已。
    从历史观上看，法国人认为纳粹主义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是德国历史无可避免的恶果，(22)因此德意志民族的非纳粹化与再教育将是一个漫长而深入的根除过程，需要长久的占领管制来实现。法占区总督马利-皮埃尔·柯尼希将军(Marie-Pierre Koenig)公开表示，“在确保民主意识牢牢扎根于德国人民之中前，我们是不会离开的。需要30年到40年时间让德国人能够理解这一民主的优越性”。(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