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纳粹化”指责下的“谅解共赢”
    根据波茨坦会议议定书的有关规定，除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党活动者外，一切纳粹党分子战后都不得担任公职，(67)就此而言，法占区的非纳粹化从来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非纳粹化，其“温和”而“独立”、从法国利益出发的立场注定它最终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但由于盟国的非纳粹化进程因冷战而中止，试图保持“长久占领”的法占区非纳粹化也随之夭折。就此而言，对法占区的“再纳粹化”指责同样可以沿用到其他占领区。这是一场共同的失败，只不过一向特立独行的法占区最后亦步亦趋地追随了盟国脚步而已。
    学术界对盟国非纳粹化的评价历来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也呈现明显的变化。在占领结束之初，国际上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盟国的一场“惨败”(68)，而法国学者则主张非纳粹化只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一环，强调法方利用非纳粹化实现在德利益的策略是成功的。(69)冷战结束后，学者们结合二战后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反思，认为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政策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占领方即便实行严刑峻法，非纳粹化也会被德国官僚体系、冷战等因素延宕松懈下来，只有法方的这种“温和”、“独立”政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美英占区非纳粹化的缓和与停止也正是借鉴了这一立场。(70)国内研究者大多受这一新看法影响，认为法方的政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限非纳粹化，肯定其理性的现实考量而批评其功利的立场，(71)指出盟国的非纳粹化无论成败，都是为推动德国社会改过自新而必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72)在笔者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德国人自己才能真正解决非纳粹化的历史问题。在有限的占领时间里，占领方只能起到一个启迪思想和创造良好环境的作用，法占区的非纳粹化实践客观上正是这一宗旨的成功体现。
    即使非纳粹化最终失败，盟国，尤其是法国通过非纳粹化宗旨和宣传所形成的“德国人集体有罪”(73)的“共同责任”理念为德国左翼力量所继承，不时被德国的正义之士所彰显，并在德国真正进行历史反思与清算时提供了论战的依据，成为了6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进步力量的口号。
    从法德双方现实利益角度看，法占区贯彻了不“杀鸡取卵”(74)的管制理念。法方认为法国的重建取决于为其提供资源的法占区的恢复，而德国公务员在其眼中是“可贵”的资源，最初是为了应急以填补人员空缺，之后是作为高效手段维持行政效益，目的都是保障法国在占领区的利益。故而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是温和自主的，德国公务员也可以在稳定的政治架构中安之若素。(75)法方通过稳定的行政体制，为恢复法占区经济、实现对法国的经济补偿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形成了军政府与德国人员、法占区与法国的共赢局面。
    以占领时期法占区的进出口状况为例，战后伊始的1945-1946年，百废待兴的法占区竟然出现了贸易出超，且累积出超局面延续到1947年。直至法国军政府逐渐丧失行政管理权力的1948-1949年，经济上已日渐恢复的法占区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累积入超，出口额也在军政府解散时的1949年出现大跌。
    事实上，至1948年6月为止，法占区在未获法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已经恢复了战前91％的化工、65％的钢铁和48％的煤炭(且不计萨尔煤矿区)产能。(76)可见法国军政府在“温和”及“自主清洗”的非纳粹化条件下构建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恢复法占区生产和达到法方经济目标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实现效益共赢的同时，法方对于“共同责任”和“个别责任”区别认识的历史观、公务员政策中对于“个人可靠”、“有效监督”的重视，使得法德行政人员之间达成了一种人员之间的谅解关系，双方能够放下历史包袱进行合作。对此，历史学家贝瑞·比蒂斯孔布评价说，“其人道主义及对个人的承认为最终达成法德和解发出了先声”。(77)随着法占区融入到西占区乃至联邦德国成立，这些人员得以成为两国政府间的联系纽带。联邦德国建立初始，在原法占区军政府系统的牵针引线下，短期内法德间有80多个城镇建立了对口交流关系，许多原法占区德国地方机构成员、市政官员等公务员也积极地自发成立了“法德协会”等交流组织，并在1953年促成了德国美因茨市政人员对法国第戎的城市管理考察，结成了法德间第一个“兄弟”友好城市。(78)这些由下而上进行的公务员友好交流活动，为法德政府间关系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基础，也为两国官方交往的升温发出了先声。
    法国领导层也顺应局势的变化，把“谅解共赢”的理念引入40年代末的对德外交，以此回应新德国的诞生，进而推动法德两国走向欧洲合作、互助共赢的和解之路。1948年1月4日，法国外长皮杜尔在给军政府总督柯尼希将军的指令中强调，“必须停止一切攫取、强迫销售以及公然的浪费，向他们表明我们并不打算主宰欧洲，而仅是希望在欧洲联合的合作中起令人尊重的作用”。(79)柯尼希也表示，占领初期阶段业已结束，“我们所最为关注的不再是为过去进行报复，而是展望未来”，应当促使“处在欧洲核心区域中的德国得以复兴，并尽快恢复其应有地位”。(80)至此，法方对德国的认识实现了从“敌人”到“伙伴”的初步转变。正如1945年10月3日戴高乐将军在访问法占区科布伦茨时所预言的那样：“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81)
    注释：
    ①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徐之凯：《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始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②周显亮：《二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大学，2007年；马冰：《西占区“非纳粹化”比较探析》，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3期，第224-228页；郑丽：《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14-619页；胡笑冰：《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初探》，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4-49页；李凤燕：《苏联对德国的改造政策研究(1945-1949)》，博士学位论文，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③Perry Biddiscombe,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A History 1945-1950,Chalford:Tempus Publishing Limited,2007; Frederick Tayor,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12; Francis Graham-Dixon,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Germany:The Refugee Crisis,Denazification and the Path to Reconstruction,New York:I.B.Tauris & Co.Ltd,2013; Michael Balfour,Four-Power Control in Germany and Austria,1945-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④Bertold Kamm/Wolfgang Mayer,Der Befreiungsminister-Gottlob Kamm und die Entnazifizierung in Württemberg-Baden,Tübingen:Silberburg Verlag,2005; Lutz Niethammer,Die Mitluferfabrik.Die Entnazifizierungam Beispiel Bayerns,Bonn:Dietz,1982; Armin Schuster,Die Entnazifizierung in Hessen 1945-1954:Vergangenheitspolitik in der Nachkriegszeit,Wiesbaden:Historische Kommission für Nassau,1999; Clemens Vollnhals,Entnazifizierung,Politische Suberung und Rehabilitierung in den vier Besatzungszonen 1945-1949,München:dtv,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