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员构成外，法占区的非纳粹化调查行动也往往以“温和”结局告终。为了回应《管制委员会第2号法令》，法占区曾颁布《军政府第2号指示》(40)，对需要调查的德国人员做出分类。包含百余条问题的调查表随即被分发出去，这一调查内容细致，但却往往无果而终。其原因不在调查本身，而是因为嫌疑人只需出示一份占领当局开出的所谓的《光荣抵抗证明》(L’attestation d’honorabilité résistance)就可提请辩护，将调查拖延下去，最后不了了之。由于使用《光荣抵抗证明》的案例越来越多，以致有历史学家讽刺说，如果这些“证明”都是真的的话，第三帝国的历史得改写成抵抗史。(41)
    对法占区实行“温和”及“自主”非纳粹化政策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过。为协调督促四大占区的非纳粹化步伐，盟国管制委员会于1946年1月12日发布了《管制委员会第24号指令：撤销各部门与责任职位上纳粹分子及反对盟国意图分子的职务》(42)，由此再度掀起非纳粹化大潮。恰恰在同一时期，法国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在1946年初建立了一个下属调查团，以清查法占区雇用纳粹分子的问题。(43)该团随即查明法占区军政府确实默许雇用了被其他占领区开除的德国公务人员。军政府行政主管埃米尔·拉丰(Emile Laffon)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织对来自其他占领区的德国人员的清洗，并警告违反相关条令者都要入狱。(44)1946年1月至6月间，在法占区依照《第24号指令》受审的77924个德国人中，58％留职，35％被从编制上除名，近8％被永久解职。(45)但此次严厉的清洗只是临时应对，肃清部的一名地方长官就坦言，这场清洗只是为提升统计数字而已，在调查团结束工作回国后，大部分被告人只要接受非纳粹化机构的优先处理，就能再度复职。(46)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主清洗”这一新举措，抑或前阶段“温和”态度的承袭，均不离开所有决策都仰赖的权威，即法占区军政府拥有的最终决定权--否决权，或曰监督权。军政府欢迎德国公务员参与非纳粹化的基层任务，但“拒绝让德国行政部门执行任何实际赦免权”。(47)“温和”的合作态度将握有决定权的法占区军政府与负责“自主清洗”的德国人结合于一体，形成了法占区稳定的非纳粹化架构，在实现占领区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按照军政府的意志持续不断地完成对非纳粹化案件的审理，使得法占区的行政未因非纳粹化而陷入动荡停滞。而行政结构的稳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在“经济赔偿”方针主导下，法占区提供了大量为法国经济输血的产品。以法国最为紧缺、也最需要专业人员管理的煤电生产为例，在截止1945年底法占区29.1万吨煤的总产量中，有10万吨提供给了法国；(48)至1946年2月，每月有1000万千瓦时电力输送至法国，并在1947年上半年飙升至每月1750万千瓦时。(49)法方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见一斑。
    “自主清洗”虽与真正意义上的非纳粹化大相径庭，但法占区无疑借此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标。一方面，法占区避免了美占区出现的大量逮捕、司法延宕以致机构瘫痪的局面，维持了占领区人员的融洽关系和行政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雇用德国公务员形成的高效行政体系，法方得以“用萨尔的煤、黑森林的木材、符腾堡和普法尔茨的农产品”(50)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实现对法赔偿和法占区的战后恢复，并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挺过了1946年至1947年严冬带来的欧洲经济危机。但到1947年，德国公务员和法国军政府面临了一个意料不及的新局势，这就是盟国主持的非纳粹化骤然结束。
    法占区德国公务员非纳粹化的结束
    1946年10月12日，《管制委员会第38号指令：关押并惩处罪犯、纳粹及军国主义分子，拘禁、管控并监督有潜在威胁的德国人员》(51)发布。这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德国非纳粹化方面一致行动的最后尝试，此时冷战的征兆已经显现。
    在马歇尔计划的吸引下，法国放弃了占领区继续独立的主张，开始寻求与美英合作。1947年1月双占区成立，美英决定在年底前终止非纳粹化进程，以推动德国的“经济统一”。(52)苏占区当局于8月17日针锋相对地公布苏占区非纳粹化成果，并允许恢复普通纳粹党员正常的社会权利。(53)次年2月26日，苏占区非纳粹化委员会被苏占区军政府解散，正式宣告苏占区非纳粹化的终结。(54)在各盟国争先恐后进行大赦的影响下，法占区那些负有“自主清洗”之责的德国非纳粹化法庭也放缓了审理步伐。为与这种“有系统地纵容包庇”作斗争，1947年12月16日法占区行政总管要求占领区所有高层，“坚决清查任何罪恶的纵容包庇行为，行使他们对这类判决的否决权”。(55)但由于法占区与双战区合并进程的推进，法方终究要在非纳粹化问题上与它的西方盟友保持一致。事实上，早在11月21日法占区就已公布了《法占区第122号令》，宣布调查结束并允许普通纳粹党员复职。(56)法占区巴登地区非纳粹化负责人认为非纳粹化已取得了成效，“我真诚地确信所有纳粹头子都已被从指挥、管理或政治职位上清除出去了：要么被清洗委员会所控告，要么就躲藏了起来。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行为已无影响力可言”。(57)
    长期以来，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政策都被反纳粹主义者视为纵容包庇的典型。新发布的《第122号法令》更是被这类指责从仅仅是“纵容”升级到了“洗白”，甚至被称为“再纳粹化”。在法占区的档案文件中，有这样一份关于蒂宾根市纳粹党成员复职的统计记录：
    内务部门 86％
    经济部门 86％
    财政部门 70％
    司法     52％(58)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巴登-符腾堡州，1948年该州仍有超过41％的公务员为前纳粹党员。(59)在法占区企业中，类似案例也比比皆是。在非纳粹化过程中被法占区军政府判决为主犯的德国人仅有13名，而美占区则有1654名。(60)后来的法国公共教育主管雷蒙德·施密特兰(Raymond Schimttlein)抨击称，“这一事件的悲剧之处在于，所谓的非纳粹化并未非纳粹化掉任何东西”。(61)
    在法占区并入双占区乃至联邦德国成立之时，非纳粹化的责任完全转移到了德国人自己手中。1949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主要针对前纳粹分子的《免罪法》，获得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继者--盟国最高委员会的认可。(62)1950年12月15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获得了一致的积极响应。(63)1951年4月10日，联邦议院通过了《规定〈基本法〉第131条所涉人员法律关系法》，又称《结束非纳粹化法》，于同年5月11日生效。该法适用于纳粹德国时期的所有公职人员，其中涉及公务员5.5万人。(64)至1953年3月，已有3.9万在非纳粹化期间被开除的前纳粹分子依照这一法令复职。(65)经过1949年和1954年联邦德国的两次大赦后，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联邦德国出现了一场“再纳粹化”，(66)这是盟国非纳粹化骤然停止的可悲结果，而法占区也不例外。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结束，与其说是法方已往温和立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因冷战局势所迫而做出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