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长期占领才刚刚开始，何不利用德国公务员这一现成的人力资源来为战后困难条件下的行政管理服务?法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鲁塞做出的这样一个处理德国公务员的历史定义，反映了法方当时的一种观点：“在希特勒政权的早期，有一种官方的说法，叫‘经济上可贵的犹太人’(wirtschaftlich wertvoller Jude)。而在占领时期，同样也存在着‘经济上可贵的纳粹’(nazis économiquement précieux)。”(24)为了实施日后的非纳粹化政策，战后初期美、英占领当局依照战前计划在各自占区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司法诉讼等工作，(25)迫使德国公务员处在停职待查状态，大量行政事务不得不由占领军承担。对于仓促应对占领事务的法方来说，闲置这些“可贵”的资源是他们所不愿付出的代价。
    法占区非纳粹化中的德国公务员
    按照1945年6月5日的《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法国在德占领区于7月正式形成。由于反对其他盟国统一管制的主张，法国没有选择德国的传统政治中心柏林为占领区中枢。新成立的法国军政府承袭了先前驻军时期的大部分政策，在德国公务员问题上尤甚。在盟国非纳粹化共同行动的压力下，法国除了执行外别无选择，但在执行过程中灵活掺入了相当多的“法国风格”，以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影响。
    1945年10月10日，《管制委员会第2号法令：终止并解散纳粹组织》颁布，盟国非纳粹化进程正式开始。因前阶段非纳粹化不力引起了其他盟国的不满，法方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美占区军政府总督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曾埋怨“法国人的纵容无度”。(26)为重树盟国与法方合作的信心，强化法国反纳粹的国际形象，法占区军政府必须就非纳粹化政策做出改变，但也不愿一味遵循美英模式。同期，美占区进行了非纳粹化下的大搜捕，1945年9月拘禁了66500人，1946年2月达到10万人。(27)大范围的调查和搜捕加重了美占区当局的负担，积压的数以百万计的案卷无力处理。美方协调委员会代表卢修斯·D.克莱(Lucius D.Clay)抱怨称，“即使华盛顿再给他派一万人，也无力继续美占区的非纳粹化”。(28)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显然与法方效率优先的考量不符。与美占区不同，英国外相艾登表示，英方“倾向于一项中间政策，既包含严格的镇压因素，也要把终极目标定在重新接纳德国进入欧洲生活之中”，(29)将英占区的非纳粹化限制于司法程序，而非政治清洗或道德改造，追究对象被限定为法律上犯有并供认罪行的纳粹分子，同时尽量以德国的刑事法律为审判依据。这又与法方全体德国人因“共同责任”应予“清洗”的主张相抵触。
    法占区当局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非纳粹化道路，公务员的非纳粹化遵循着一项独特的方针--“自主清洗”(l’auto-épuration)。依照法占区军政府非纳粹化专家弗朗索瓦·库希拉( Amédée Curial)1945年9月19日所编订的军政府CAB/C722指令，非纳粹化必须严格执行并在德国机构的帮助下实现。(30)指令要点在于让法方尽可能地独立于具体实施非纳粹化的系统之外。自1945年10月起，法方率先安排德国人员直接加入非纳粹化进程，但法方保留决定权。遵照CAB/C722指令，法占区军政府建立起了一系列由德国人组成的非纳粹化委员会，如：地区级的“清洗委员会”、中层监管机构“指导代表委员会”。(31)这类组织和机构均由反纳粹主义者组成，其成员由德国行政官员选拔，但法方掌握对所有人选的最终决定权。在更高层面上有中枢性质的州委员会，它从下层组织收集情报并向军政府提出处置建议。军政府下设由法国对德事务专家负责组建的肃清部，它决定德国审判机构的人选并监督州委员会的运作。肃清部编制较小，在巴登-巴登的中央机构仅有4人，在各州首府的分支机构也只有5-10人，但工作极为高效。(32)一名美占区军政府的观察员就曾赞许称，“这在应对德国人及德国政党因承担非纳粹化责任而犹疑缄默时极其有效”。(33)
    就新成立的法占区客观条件而言，法方统治着一片受战火破坏相对较小，有着自由主义传统和工业生产基础的区域，大批纳粹要人在法军入境时已逃离此地。1945年9月，法国军政府估计占领区内尚存50万名纳粹党员，其中仅3万人属顽固的“纳粹敌对者”，而其他占区的情况则要严峻得多。(34)总之，较之其他三个占领区，法占区在发展经济以赔偿法国战争损失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负担的非纳粹化任务相对较轻。因而就法占区军政府而言，非纳粹化更是一项有利于拓展其“经济与社会方案”的工具。(35)由此可见，法占区的非纳粹化任务本质上是“一石二鸟”之计，其目标既是在“自主清洗”进程中驱逐纳粹反法分子，改变人员结构，维护占领区稳定，更是要借非纳粹化来吸收和保留“可贵”的德国公务员，优化行政结构，促进生产。为此，法方很乐意雇用那些能全心全意执行其决定的德国公务员。
    对于很多德国公务员来说，不少法方人员本身就是“温和”的。二战期间与德国人有过合作的维希政府官员在法占区军政府人员编制中比例可观，法国新政府并不放心将他们用于执行军事任务，其中大部分人只能担负起军政府的行政或民事任务。此外，许多维希时期的技术专家也被法国本土排斥，他们也被吸收进军政府，以填补占领时期的人员匮乏。上述情况相当普遍，以至法占区首府巴登-巴登被左翼蔑称为“小维希”。(36)作为一个长期在同僚猜疑下工作的群体，这些前维希政府人员在德国负担着补偿法国物质损失的任务，完成状况直接影响他们所受到的社会评价，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去寻求与那些熟悉的德国人合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诚如法国萨伏伊的议员皮埃尔·科(Pierre Cot)所述，不能指望那些自己有着准纳粹背景且同情纳粹的人去发动一场彻底的非纳粹化运动。(37)有些前维希分子，比如阿尔方斯·茹安(Alphonse Juin)将军等，甚至发展出一套理论来支持他们的德国同僚，认为任何对德国的削弱之举都是对“共产主义俄国”的帮助。(38)这一现象虽有碍于彻底清除纳粹残余，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军政府内部相对融洽的人员关系，使得法占区机构在一种“人性化”的关系下运作，与其他占领区非纳粹化期间的龃龉气氛截然不同。一名法国新教联盟的牧师马克·波涅(Marc Boegner)在1945年考察法占区人道主义状况后表示，他“尤其惊喜于军政府在非纳粹化困境中就谅解与人性化举措做出的莫大努力”。(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