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大改革”的开端。农民改革不仅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若想深入理解农民改革，就必须厘清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
    俄国农民农奴化史一直是俄国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革命前，帝俄学者曾将上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学者还展开过激烈争论。1911年，纪念农民改革50周年的六卷本文集收录了俄国第一批研究农民改革和农奴制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20世纪以来，俄国急需解决农业问题，历史上的农业与农民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苏联时期，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问题研究成果颇丰。2011年，正值农民改革发生150周年之际，一系列相关研讨会的召开、纪念文集的出版，显示出俄国学者研究俄国农民农奴化问题的热情不减。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的确立和强化展开大量讨论，其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包括：农民农奴化的完成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非法律途径、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致使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三个方面。本文拟梳理出俄国学者围绕上述问题的代表性争论观点，以期推动农民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有无“禁年”之争
    学者在研究俄国农民农奴化的基本原因时，首先拘泥于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法律细节，尤其关注是否存在一纸法令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权和出走权，从而确立了农奴制。
    早在革命前，学者曾就是否存在禁年法令争论不止。有的学者认为，确实存在禁年法令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例如，Н．М．卡拉姆津和В．Н．塔季谢夫等人认为，费多尔沙皇在1592或1593年颁布法令禁止农民在乡与乡、村与村之间自由迁移，农民被控制在地主手中。[1]670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例如，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А．О．瓦罗斯洛夫等人认为，农奴制的产生并非由于法律规定，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农民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农奴制是在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而后逐渐形成的。[2]作为19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和保守派活动家，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批判了以“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为基础评价几个世纪以前情况的做法。他认为，直至17世纪俄国政权仍不稳定，完整的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因此仅凭“现代”的“法律体系”就断言农民受到剥削和压迫没有根据。只有在18世纪下半期以后，贵族和官僚出于道德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开始关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才有深入研究国家和公民构成基础的必要。[3]46－4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法令，但时间不早于16世纪。俄国第一位农民史学家И．Д．别利亚耶夫就持该种观点。早在19世纪中期他就曾指出，直到16世纪末农民都很自由，1497年和1597年的法律并未改变农民的地位，农民仍是自由人，生活在自己、村社或领主的土地上。政府为了控制农民而限制其出走，这种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在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位时，即使在尤里耶夫节当天农民也无法自由活动。[3]10－1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解释俄国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农奴制本身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法律的直接产物。И．Е．恩格尔曼就认为，连农民都坚信自己应承担平等的义务，国家的一系列举措只是将农民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转化为切实的政策措施。伊凡雷帝改革以失败告终，农民的迁徙不断引发骚乱，1597年法律遂出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为农奴制的建立创造了前提。[3]26－28尽管Н．М．卡拉姆津、И．Д别利亚耶夫和И．Е．恩格尔曼的观点存有分歧，但三者均将国家视为农奴制的始作俑者。В．О．克留切夫斯基则从经济关系中寻找农奴制的根源，修正了此前农民农奴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命令理论”。克留切夫斯基认为，16世纪末的国家立法没能使农民丧失离开主人的权利[4]301，农民和农奴是在经济发展和教会道德观念影响下逐渐融合的，农民欠地主债务才使自己沦为农奴[5]。尽管其研究方法掩盖了农奴化过程的阶级实质，但20世纪初的学者如А．С．拉波一达尼列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等人都试图在其框架下深入研究，有关“禁年”的研究也因此停滞数年。
    1909年，Д．Я．萨莫克瓦索夫出版的著作包括含有“禁年”内容的档案资料，“禁年”问题再次引起学者的注意。[6]他认为，大部分罗斯农民早在瓦良格人和蒙古征服者时期就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并农奴化，而其他居民则在1581年“禁年法令”颁布后被禁锢于土地上。不过作为等级农奴化理论的拥护者，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却对“禁锢”一说深表怀疑。他认为农民的迁移权在1497年法令颁布前就受到限制，离去权无法保证农民自由迁移[7]56－60；16世纪末以前，政府只是竭力限制农民迁移，并未采取极端措施，1601年法令的实质在于通过限制农民的迁移来协调地主与农民的关系[8]124－127。М．А．季亚科诺夫则认为，农民于16世纪中期完成封建依附，因此16世纪末关于取消尤里耶夫节的法令没有实际意义。[9]另一位国家政权拥护者С．Ф．普拉托诺夫也多年关注这一问题。1922年他将革命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加以总结，指出研究16世纪末农民农奴化问题的出路在于寻找“禁年法令”，要将研究视野从狭隘的阶级范畴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和国家领域。[10]22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禁年法令”仍无踪迹，致使研究人员认为有关逃亡和被解放农民的案宗根本就未保存下来。
    与此同时，Б．Д．格列科夫另辟蹊径，不再单独寻找“禁年法令”，转而以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详的法规为依据，考察俄国剥夺农民外出权的历史。[11－15]他认为，1580或1581年政府曾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农民在整个国家领土范围内临时出行；1597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对逃亡农民有5年公诉期；1601和1602年的“禁年”被“外出年”打断，允许农民外出；1607年3月9日法典颁布后，“外出年”被取消，“禁年”制度在整个17世纪一直持续。[16]305－309格列科夫将“禁年法”的出台及实施视为俄国农民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认为至此“禁年”问题已彻底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现，研究人员取得重大突破。В．И．科列茨基在整理诺夫哥罗德衙门档案时，在尚未编录的、纵行书写的卷宗内，发现记载着因占有农民而引发争端的各种案宗多达20余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1595-1596年发生于诺夫哥罗德潘杰雷莫诺夫修道院世袭领地的案件，直接援引了沙皇禁止农民外出的法律条文，即“现在根据朕的旨意，农民不得外出”。长久以来，研究人员就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是自发形成还是受国家政权命令的影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科列茨基的发现总算为此画上句号。科列茨基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发现了17世纪编写于斯摩棱希诺的《别利斯基编年史》，其中记载着发生于1601年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时期的故事。原来，鲍里斯·戈都诺夫曾对伊凡四世许下誓言，可惜他没能兑现承诺，最终还是“赋予东正教徒自由，允许他们在服役人员之间转移”。这一发现，使科列茨基坚定地认为“禁年”是根据1581年国家颁布的一项或一系列法令实施的，逐渐演变为禁止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出行，并辅以实行征税登记簿制度。[17]109,120－12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