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世纪上半期的农奴制
    革命前，学者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农民政策评价不高。例如В．И．谢梅夫斯基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将主要精力放到与拿破仑进行战争[3]19，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解决农奴制问题，也就谈不上解决了农民问题[33]。Ю．М．洛特曼、В．В．米罗谢尔多夫、А．Н．萨哈罗夫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34－36]А．В．普列德杰琴夫斯基、С．Б．敖谷妮、Н．П．叶罗什金等苏联学者不仅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还认为沙皇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总体看来，苏联时期的学者基本对沙皇及其自由主义政策持否定态度，指责其政策具有欺骗性。不过也有А．罗曼诺维奇、Н．А．特洛伊茨基等学者对其农民政策持肯定态度。[37－38]至于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失败的原因，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理解。苏联学者多将改革的失败归于沙皇不够果断，很少关注准备不充分的统治阶层，但也有М．М．萨法诺夫、С．В．米罗年科等学者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已有解决农民问题周密的计划，力图长期、逐步地废除农奴制，只不过因其担心统治阶级反对才被迫中止自己的方案。[39－40]
    学者对尼古拉一世的农民政策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沙皇在农民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也有И．В．卢日茨卡雅、В．В．卡扎列佐夫等学者肯定了尼古拉一世的努力。[41]259[32]302例如，И．В．卢日茨卡雅认为，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活动为1861年改革奠定理论基础，确定了未来工作的若干原则：解放农民必须有过渡时期、拒绝使用赎买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个人自由、不带土地解放农民、在保护贵族地产的前提下制定分给农民土地的规则等[28]486，为弱化农奴制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А．А．普什卡连科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综合评价了18-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农奴制政策。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政府为了维护贵族的利益一直强化农奴制。在19世纪上半期，政府出于对贵族的保护和对农民运动的恐慌，一面继续采取镇压手段，一面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默许农民享有一些权利。但从大局而言农奴制依然被保留，政府强化农奴制的趋势有增无减。[26]275－276
    总之，学者尤其关注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却对国家立法的作用和农民的地位存有较大分歧。这一方面折射出问题本身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者很难对1861年农民改革前农奴制是否出现危机、历代沙皇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做出一致的结论。
    三、有关农奴制产生根源的争论
    到20世纪初，关于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国家利益”因素，从国家使农民依附于赋税、国家等级化理论等角度阐述农奴化的起源；第二种观点则以劳役制为基础加以研究。之后数年，学者正是围绕上述两种理论展开讨论的。自70年代开始，学者逐渐强调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Л．В．米洛夫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俄国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债农”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国家利益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农奴化的根源在于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奴化是国家使农民依附于赋税的结果，В．И．谢尔盖耶维奇、С．Б．维谢洛夫斯基、И．Е．恩格尔曼、В．А．阿拉克切耶夫等学者均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早在革命前便已产生，随后一直受到追捧，在2011年举行的关于“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上，与会学者В．А．阿拉克切耶夫既肯定了国家在农奴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指出国家的出发点是保证纳税者完成纳税义务。[28]480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奴化的原因在于国家禁止农民迁移，试图让农民尽快定居，К．Д．卡维林、И．Д．别利亚耶夫、И．Е．恩格尔曼和К．А．阿维里亚诺夫等学者均持此观点。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国家禁止农民迁移的原因。别利亚耶夫和恩格尔曼将防止土地荒芜和维护统治稳定视为国家禁止农民自由流动的主要目的[3]12,28；阿维里亚诺夫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需求与农奴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16世纪中期俄国人先后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开发地区，政府只好先临时地、后正式禁止农民出走以解决先开发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28]478。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需要有稳定的劳动力来供养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К．Д．卡维林、С．М．索洛维耶夫、А．Л．沙皮罗、С．М．卡什塔诺夫、Б．Н．米罗诺夫和В．Б．佩尔哈福柯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以米罗诺夫和佩尔哈福柯的观点为例，米罗诺夫认为俄国市场关系不发达，国家没有资金供养军队、教会和国家机关，政权被迫给供职者以实物报酬，主要是赏赐土地和农民，私人农奴制实质上等于专制政权把自己对农民个人及其劳动的权利转让给了地主[42]390；佩尔哈福柯认为农奴制便于国家剥夺农奴，以供养国家机关和军队，并为实施对外政策服务[28]480。
    第四种观点认为俄国各等级普遍被农奴化，这一观点也得到西方学者的大力支持。В．Н．塔季谢夫、В．И．谢梅夫斯基、П．Н．米留可夫、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Б．Н．米罗诺夫等学者均从“国家等级化理论”角度阐释农奴制的起源。以塔季谢夫、米留可夫和米罗诺夫三位学者的观点为例。塔季谢夫认为，俄国人被奴役有三种方式，分别为“与生俱有的”、“自愿的”和“强制性的”。三种受奴役的方式正好符合“国家-集体-私人”的农奴制结构。不同的奴役方式对个人造成的结果都一样，不管受到哪种方式的奴役，个人都不能自主地生活，一切都必须取决于主人的意愿。[42]388米留可夫认为，奴役农民的历史可追溯至鞑靼人统治时期，当时政府把农民编成服役的百人队，载入纳贡手册，这一过程持续到15世纪末。16-17世纪国家出于防御目的奴役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基本被奴化，农民自然也不例外地被登记为服役人员。[43]65－71,47米罗诺夫认为，18世纪初俄国只有沙皇一人是自由人，贵族、僧侣、工商业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奴制十分普遍并具有国家、集体和私人三个层次，多数人受到多重奴役，比如地主农民受国家、贵族和村社的奴役，国家农民受国家和村社的奴役，只有贵族受国家一重奴役。[42]388
    俄国学界有关农奴化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革命前学者大都认为农奴制与国家需要密切相关，苏联时期的学者延续了这一研究传统。与此同时，劳役制与农奴化的关系也已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