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来，科列茨基的论证逻辑在于，16世纪80年代“禁年”制度一直得到强化：1581年伊凡四世颁布法令，1592或1593年费多尔沙皇颁布“完全禁止农民外出和以农奴化法律为基础实行征税登记簿制度”的法令，1597年颁布对逃亡农民实行5年公诉期的法令。这些法令连同1586年、1593年和1597年的农奴法一起，最终确立了农奴制。[17]89,160,302Л．В．米洛夫赞同科列茨基的做法，认为其复原1592-1593年关于在尤里耶夫节废除农民迁移制度的法令是正确的。虽然尚有大量农奴史资料等待挖掘和利用，但科列茨基的种种努力依旧使16世纪下半期农民农奴化进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得益于此，学者开始重视16世纪末有关农民的立法活动。科列茨基发现的伊凡四世执政末期的“禁年法令”，在随后20年引起了Р．Г．斯克列尼科夫、А．А．济明等同行的激烈争论。[18－19]不过这场争论终究要由时间来平息。20世纪末，Б．Н．弗洛利亚的新发现证实了科列茨基的猜想。在1585年6月科斯特罗马县地主加利奇给税官的训示被发现后，1999年弗洛利亚以此为依据而撰写《俄国“禁年”的确立》一文。他认为在沙皇命令颁布以前，税官的记录中包含禁止农民到城市或者县镇外出的内容[20]158－159；这些措施在1584年春得到推行，恰逢伊凡四世执政末期，足以证实《别利斯基编年史》是存在的[21]。至此，俄国史学界关于农民农奴化的命令和非命令之争逐渐平息。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农奴化是逐渐形成的，是历史缓慢演变的结果，并非因16世纪末政府发布的一项或者几项法令而突然产生。虽然不同学者对“农奴制”和农民农奴化的原因有着不同理解，但学者已认可确实存在一纸法令限制了农民的迁移和出走。至于一纸法令是否正式确立了农奴制，则还要取决于学者是否将“农奴制”等同于农民的迁移权受到限制。
    二、有关国家立法是否强化农奴制的争论
    尽管学者围绕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存在争议，但国家在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农奴制作为国家的统治措施，必然要体现在立法和政令等方面。学者最终形成共识，认为农奴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为了厘清国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者就17-19世纪上半期国家立法的作用和农奴制是否因此而得到强化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彼得一世时期
    大多数学者认为，彼得一世强化了俄国的农奴制，但就其原因看法不一。И．Д．别利亚耶夫认为，沙皇试图对地主做出补偿。[3]13有的学者认为强化农奴制与国家需求密不可分。例如В．Н．博奇卡廖夫认为，彼得一世视社会意识为重要的管理手段，要求社会意识为军事改革服务，逐渐缩小农民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差距。[3]82И．Е．恩格尔曼则认为，在1597年法令颁布后至彼得一世时期，农民可以自由迁移，但频发的农民运动使国家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彼得一世便调整农奴制并强化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3]27－28В．博戈柳博夫等国家等级化理论拥护者认为，彼得大帝出于仿照西方模式的考虑，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统治秩序，颁布一系列法规扩大地主对农民财产及人身支配的权力。[3]83国家赋予地主征税和监视农民的权力，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彼得一世时期农奴制最终形成的依据，В．博戈柳博夫、И．别利亚耶夫、А．罗曼诺维奇、М．А．里特维诺夫、Б．Г．利特瓦克、Е．А．科尼亚杰夫、А．Н．萨哈罗夫等人均持此观点。А．Г．马尼科夫进一步研究了彼得一世的立法活动，认为1720-1725年俄国国家法典草案第一次规定了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22－23]也有学者承认农奴制强化的趋势，但为其做了辩护，认为彼得一世加强农奴制实属别无选择，改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4]48－62Ю．С．彼沃瓦洛夫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认为彼得一世改革的重点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只可惜他没有解放农民，反而更加严厉地奴役民众。[25]26还有学者从等级奴役化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奴受到剥削实属正常，А．姜西耶夫、В．О．杜金、Ф．叶列涅夫、П．Н．米留可夫、И．Н．博尔京、Б．Г．利特瓦克、П．Н．米洛谢多夫、В．В．卡扎廖佐夫、М．А．里特维诺夫、А．Г．马尼科夫等人均持此观点，认为彼得一世时期全俄人民都被奴役，就连地主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农民自然不能例外。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及保罗一世时期
    И．Д．别利亚耶夫、В．И．谢梅夫斯基、И．伊万纽科夫、В．П．阿列克谢耶夫、Е．П．特里菲利耶夫、Г．В．维尔纳德斯基等学者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农奴制发展到顶峰。20世纪末，А．А．普什卡连科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对其农奴政策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政府试图通过确保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按时缴纳赋役来维护专制统治。为此，政府首先加强对农民的立法，继而扩大农民的义务，禁止农民自由迁移。他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立法和实践活动视为政权对尚未使用的农奴制资源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动员，政府试图通过立法限制地主对农民施加的人身权和司法权，表明农奴制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和加深。[26]267－274В．В．列奥托维奇、А．Б．卡梅斯基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М．Ф．布拉哈罗夫和А．А．斐杜琳等人还将农奴制的强化与农民起义联系起来，认为不断强化的法律体系给农民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导致18世纪70年代上半期大规模农民运动爆发。[27]246上述观点得到了响应，在2011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科学院历史语言学部举办的题为“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上，与会学者А．В．科瓦里丘克、．Л．Н．弗多维娜等人也提出类似观点。[28]480也有学者肯定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反农奴制”思想及举措。革命前，В．И．谢梅夫斯基等学者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明显有限制农奴制的意图，但她本人并未得到周围人的支持。不过她将农奴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第一次从最高层的角度传递出将农奴真正“看作人”的社会信息，故而留名于废除农奴制的史册。[3]18А．Б．卡梅斯基、Б．Н．米罗诺夫、М．Ф．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А．Н．梅杜舍夫斯基、А．Н．多尔金、Е．А．科尼亚杰夫、А．В．科瓦里丘克、Л．Н．弗多维娜等学者虽对其“反农奴制”的具体举措阐述不一，但均纷纷对女皇本人持肯定态度。
    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同样引发极大的争议，不少学者都反对保罗一世时期的农民政策。苏联时期学者Ю．В．高崎耶和С．Б．奥古尼亚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认为保罗一世完全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农民政策，加大了军队一警察的惩罚和控制力度，使统治更加残酷。П．А．扎昂奇科夫斯基、Н．П．叶罗什金、В．Я．格洛苏尔等人也支持这一观点。М．В．克罗奇科夫、В．В．列奥托维奇等人直接将保罗一世统治时期视为“激进反动”的时代。[29]145[30]256也有学者对其持中立态度。П．А．扎昂奇科夫斯基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初他便认为，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逐渐温和，从18世纪末起专制政权就已尽可能地限制农奴制。[31]11В．В．卡扎列佐夫认为，保罗的改革方案不彻底，效果不明显，反而使农民生活更为艰难。[32]126И．Е．恩格尔曼、Е．С．舒米高尔斯基、А．罗曼诺维奇、Б．Н．米罗诺夫、В．А．托姆希诺夫、В．Я．格洛苏尔、А．Н．多尔金等学者则肯定了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例如А．Н．多尔金认为，保罗一世在位期间制止了农奴制的扩张，至少在立法上限制了地主对农民的特权，推动了农民解放事业的进行[31]52；尽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受阻挠，收效甚微，但后继的沙皇和官僚正是在此基础上朝着限制和废除农奴制的方向制定政策[31]209。2011年，“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的大部分与会学者指出，1797年保罗一世颁布的“三日劳役制”法令，是沙皇弱化农奴制的重要尝试，由此可见俄国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2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