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役制与农奴制的产生
    早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学者对农民农奴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命令理论”框架内，В．О．克留切夫斯基对这一理论做出修正，尝试从司法角度解释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克留切夫斯基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民与土地出租人或地主签订的“自由合同”导致了农民的负债，结果地主控制了农民个人及其财产，劳役租随之产生[44]293－309，农民遂沦为农奴。П．Б．司徒卢威步其后尘，将国家利益和农民欠债视为农奴化的起源，认为15世纪以后所有等级均要向国家纳税，为此地主既要竭尽全力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还要做好监督管理劳动者的工作。对地主而言若要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就要使农民用劳动成果支付租金，地主竭尽全力剥削农民劳动成果的现象不可避免，农奴制便被确定下来并愈演愈烈。[3]36－37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者М．Н．波克罗夫斯基反驳了农民农奴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因素”说和“债务因素”说，认为农奴依附是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必然要求。在16世纪的俄国，农业技术向高效率的土地种植过渡，三圃制使俄国农民变成了农奴。[45]49－56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视野逐渐开阔，将目光集中在深层的经济制度之上。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Б．Д．格列科夫致力于揭示农奴化的深层原因，认为劳役租是农奴制经济固有的制度，农奴制确立的根本原因是15世纪下半期-16世纪受俄国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而日益扩大的劳役制。[11－16]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继续探讨农奴化的深层原因，尤其关注劳役租在14-15世纪国家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中的本质意义、劳役租在农奴制确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学者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Б．Д．格列科夫的经典理论很快遭到质疑。А．П．皮扬科夫、А．Д．果尔斯基、Л．В．切列普宁等人均充满自信地宣称劳役制是14-15世纪的普遍现象，而非如格列科夫所言，于15世纪下半期-16世纪才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46]450－452Л．В．丹尼洛娃则批驳了格列科夫有关诺夫哥罗德地区劳役制的观点，认为虽然14-15世纪劳役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但诺夫哥罗德地区地主实行劳役制，并不是为了取代之前的地租形式而是对其的补充，劳役额度很小。丹尼洛娃建议仅将劳役制作为地租的形式之一，而不要过多加以引申。[47]Г．Е．科钦和Л．В．米洛夫却对“劳役制是14-15世纪的普遍现象”的说法提出质疑。科钦认为粮食生产在14-15世纪地主经济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米洛夫则认为由农民以劳役形式耕种的地主独有耕地发展进程极为缓慢，16世纪中期地主耕地才从农民的大片土地中划分出来。[46]450－452《俄国西北地区农业史》的集体作者也认为，农奴制立法早于劳役制的形成，劳役制并非对抗16世纪末农民迁移活动的手段。[48]194－196但В．В．多洛申科认为不应将劳役制与农奴制联系起来，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后者也非前者的从属现象。[49]395另一方面，学者就是否应从综合视角探讨农奴化的根源展开争论。Ю．А．季赫温诺夫、В．И．科列茨基、Ю．Г．阿列克谢耶夫、А．И．科潘尼奥夫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劳役制作为16世纪下半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致使农民农奴化的最重要经济因素。[50－52]另一些学者反对在狭隘的劳役制范畴内考察农奴化起源的做法，建议将农奴化研究摆脱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者认为16世纪中期俄国封建剥削普遍加强，赋役普遍增长；另一方面在于学者坚信农奴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Л．В．丹尼洛娃和А．Л．沙皮罗两位学者对此贡献极大，之后的学者对此深信不疑。Л．В．丹尼洛娃建议在研究过程中优先考虑综合因素，包括中世纪农奴制的普遍强化、西欧国家加强对农民剥削程度的影响、严格的人身依附形式、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目标的紧密联系、蒙古-鞑靼200余年的统治、人口及地理因素等。[47]А．Л．沙皮罗和В．И．科列茨基两人也多年关注这一问题，均认为促使农奴制法令出台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民大量潜逃，但对致使农民潜逃的原因阐释不一。1987年А．Л．沙皮罗的《农奴化以前的俄国农民》一书问世，其有关俄国农民农奴化起源的观点最终形成。他建议研究人员不妨从16-17世纪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农奴制的根源。16世纪国际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统治阶级的需求增长，地主经商的积极性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地主只好通过增加地租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收入。同时16世纪末国家需求增长，国家赋役增加，农民被剥夺了全部剩余产品和部分维持生存的必需品。结果农民大量迁移、逃亡，土地荒芜、份地耕种面积缩减等情形纷纷出现，直接推动了农奴制措施的出台。[53]223－239总而言之，16世纪末农民大规模迁移不应仅同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联系起来，其深层原因在于封建主剥削的普遍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В．И．科列茨基修正了自己在70年代以前有关劳役制与农奴制关系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同А．Л．沙皮罗一样，认为应从16世纪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16世纪后30年，特辖制使乡镇农民变成地主农民，破坏了原来的土地分配情况，壮大了农奴的队伍，强化了地主对农民的私人剥削。土地所有者不确定自己占有土地的年限，因而竭尽全力剥削农民，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农民集体逃跑和逃税，国家只好采取残酷的政策，结果俄国整个北部和西北地区荒无人烟。地主为了弥补土地空旷带来的损失，在空旷的村庄发展私人劳役制经济，加强对自己领地上农民的剥削，减少甚至剥夺农民的份地、强占宅院、活埋农民、霸占家产。立沃尼亚战争和沙皇特辖制加重了经济衰退，不堪沉重的国家和私人赋役压迫的农民大量潜逃，国家必须在全社会推行农奴制。[49]267－271
    总体而言，学者就劳役制与农奴制关系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起初学者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后又有学者使研究摆脱“农民欠债”的框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条研究主线越来越清晰：学者一方面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通过判定劳役制与农奴制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来确定两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学者将农奴化研究摆脱了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力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并强调国家与地主对农民形成的双重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