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暴力机制的多维性
    谈到非殖民化时期的暴力机制不能不提到“紧急状态”。自1948年6月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以后直到1960年，不考虑在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乌干达和格林纳达等地都宣布了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保持秩序和稳定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如1947年的所罗门群岛或英属圭亚那，避免了使用紧急状态手段，而是采取了其他具有同等效果的手段。实行了紧急状态的地区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乌干达和1949年的尼日利亚遵循了以前的政治管理模式，没有如马来亚和肯尼亚那样全面走向暴力体制，紧急状态在那里表现得更像是提前计划好地对付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策略，能够禁止或延缓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为实现帝国控制提供最完美的结构，为英国当局争取喘息时间。“紧急”这个词可以让英国人在获得广泛权力的同时保持正常的文官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英国政府能够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便实行一些改革以重新获得合法性。这个环境需要能够保证改革按照英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和步伐前进，遏制更加激进的要求，提供时间培养出自己需要的亲英分子。因为没有当地内奸的支持就无法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如一位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员在评论1948年阿克拉骚乱时说的：“对于我而言，1948年骚乱最大的感受是政府在人群中几乎没有有效的支持者……。”[25]
    到了1948年早期，将紧急状态用作政治管理工具表明，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秩序问题已经不敢掉以轻心。虽然经常提到冷战的威胁，但这年2月阿克拉的骚乱和6月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更促使英国殖民部担忧帝国的形势。安全问题成为许多殖民地管理者主要的关注点。为了增强处理帝国秩序的能力，殖民部重新组织了部门。在殖民部官员看来，主要有两类安全问题，一类是“冷战”，用警察和军队对殖民地民族主义活动加以遏制，大多数殖民地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热战”，如在肯尼亚、马来亚等地的镇压活动。然而无论在哪种类型中，英国政府都试图将军事压力作为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将紧急状态的真正目标指向政治激进分子而非武装游击分子，可以说紧急状态是暴力机制政治化的表现。
    不仅如此，紧急状态也蕴含了暴力机制的经济维度。茅茅运动的兴起，让肯尼亚殖民地政府认定非洲人保留地中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再起到稳定殖民统治的作用，稳定的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非洲商品农业生产者。1952年10月20日，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1）创建吉库尤乡卫队；（2）在吉库尤乡村实行集中居住，将居民迁入乡卫队守卫的“安全村”居住，除了白天的几个小时，每个人都不允许走出村子；（3）实行土地合并和注册，扭转了战后一直实行的加强村社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试图培育出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阶层。在殖民地政府看来，管理者和乡卫队成员会在土地向私人转移的过程中获益，从而将加强忠诚于殖民政权者的经济实力。其他获得私人土地者也会将注意力转向土地的经营而疏远茅茅起义者，而且这些人的所有权将和殖民地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英国政府提供了1600万英镑赠款给土地合并和注册计划。同时，殖民政府解除了原来禁止或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的规定。茅茅起义及其后继者给英国殖民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压力，担心肯尼亚会重蹈马来西亚的局面，让英军陷入内战之中，担负起日常保护欧洲人农场主的角色，这将给英国财政带来极大压力。[26]英国官员们努力让白人定居者相信，他们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获得非洲人的认同，而这意味着立即与非洲人分享权力。这种分享的要价便是保证白人的土地所有权。
    在英国政府看来，要保证白人的土地所有权，便要拥有足够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的一种便是肯尼亚警察和军队有力量能随时镇压激进政治分子如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所可能发动的武装暴动。[27]另一种威慑便是“恐怖”威慑。这种威慑主要由民团完成。其中一支是创立于1948年的肯尼亚警察预备队（Kenya Police Reserve），由白人移民组成，经常罔顾人命，正规警察不太控制他们。[28]在1952年12月31日，肯尼亚警察预备队由4786名欧洲人、1144名亚洲人和2673名非洲人组成。[29]另一支是主要由黑人组成的乡卫队（The Home Guard），滥用私刑更是家常便饭。有人据此而提出，茅茅战争是一场非洲人自己的战争，或者是白人移民同非洲土著的私人战争，英国政府掌控的暴力力量仅仅作为一名旁观者而存在。我很难认同这种观点，不管怎么说，英军训练和组织了民团，并且同其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很难完全撇清同滥用暴力武装的关系。
    如前所述，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紧急状态机制有效地同英国长期目标结合起来，为最大程度保有英国利益提供了可能。但在英属圭亚那却非如此，紧急状态的运行缺乏有效性，没有为政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无疑英属圭亚那的糖业利益和肯尼亚的白人定居者都限制了政府的行动。在肯尼亚的例子中，白人移民在紧急状态的运行和终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最终为了保卫最有利可图的大农业公司的利益，而被牺牲。白人移民的被牺牲软化了民族主义分子中激进者的立场，英国政府也无需再上演如英属圭亚那那样赤裸裸的武装颠覆民选政府的行为。同样的道理，为了保卫马来亚的外国种植园，英国政府只得剿灭了最激进的马共游击队，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显示出“和平”谈判的诚意，英国政府一般都会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此放弃对暴力手段的依赖，确保能够随时使用“暴力”手段是英国和殖民地进行权力转移谈判的前提条件。紧急状态结束后，总督继续保持了警察控制权和其他权力。当肯尼亚结束紧急状态后，总督却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最重要就是无限期拘留权。[30]总督还可以随时宣布限制殖民地居民的某些权利，例如公众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这些权力使得紧急状态显得不再重要。[31]类似的权力也被给予了尼日利亚总督。通过宪法中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Public safety and public order）”条款，总督拥有了终极治安权，[32]获得了有利的谈判地位。
    如上所述，英帝国的暴力机制包含了政治、经济和心理维度，这些都体现在“紧急状态”体制中。该体制在有力维护殖民统治的同时也难以掩盖其局限性，迫使英国政府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