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暴力机制的局限性
    暴力体制使英国获得谈判优势的同时也成为其难以长期承受的负担。在每个地方，当帝国临近结束时，警察队伍都大大扩展了。在印度，从1938-1943年间，警察人数从大约19，0000人增长到30，0000人。在黄金海岸，从1945-1956年警察的数量从2500人增长到5360人。同一时期，尼日利亚中央警察力量的规模翻了一番，达1，0500人。警察的最终控制权保留在总督手中。
    对大多数殖民地而言，1950年代维持暴力机制的花费急剧增加，对伦敦财政援助的要求急剧增长。这里仅以英属中非地区尼亚萨兰为例。从1953-1959年间，警察数量增长超过300%，花费从20年前的22万镑增长到54万镑。然而，这仍旧不能应付局势的发展。到1960年，中非联邦政府首席部长韦伦斯基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都认为需要3个常备欧洲人营，以应对可能的非洲人军队哗变，此外还新增派了200名英国警察，以进一步加重欧洲籍警察所占的比例。为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警察数量翻一番，英国允诺提供152，3000镑援助。[33]在1962年，尼亚萨兰维持治安所需的军队数量从以前的5个营，上升到7个营，仅靠警察已经无法维持治安。[34]连英国政府调查团的报告也称英属中非联邦（包括今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已变为“警察国家”，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统治。
    英国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大军警队伍建设力度，一方面又苦于资金短缺。英国面临金融危机和军事人力资源短缺，同时殖民地政府又不得不将自己有限的岁入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计划，以增强帝国的道德权威，难以再抽取额外的资源用于增加军事和警察花费。警察长官经常抱怨缺乏装备和资金，无法和宗主国警察相比。在英属东非警察装备升级引来种族争议，欧洲人要求更新装备，但其他种族不同意[35]。此外，为了保证警察队伍的忠诚，还需要提供让其满意的服务条件和社会地位，保障警察退休、提升和服役期稳定[36]，这些都需要额外的花销，增加了殖民地政府的财政和政治压力，各殖民地政府纷纷向伦敦求援，违背了伦敦一贯的原则即各殖民地自己负担安全花费。
    暴力活动不仅耗费了英国的财政资源，而且燃烧了英国统治赖以存在的“道德”资源。按照罗宾逊的“合作者理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得不通过本土合作者来实行统治，一旦殖民统治者耗尽了当地合作者的忠诚，他们就无法再进行统治。尽管殖民地军警力量获得了扩充，改善了装备和训练水平，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合作者的丧失来自于长久矛盾形成的公众不满。许多殖民地暴力冲突都是长久以来部落、宗教信仰、乡村和城市矛盾的具体表现，另有许多冲突是殖民政府不善统治的结果，而警察的镇压活动，仅仅是饮鸩止渴。
    在乡村地区，治安本就依靠本土权威配属的本土警察配合。当地酋长通过提供劳动力换取了殖民政权的承认，成为殖民政权的合作者。酋长法庭也被殖民政权用来承担分配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工作。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破坏了这种同盟的信心，欧洲人农业监督和全职土壤保护官员（soil erosion officer）削弱了本土权威。本土权威要么拒绝同这些官员合作要么消极配合。殖民统治的一类重要合作者逐步脱离了其阵营。此外，战后经济开发计划加剧了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在人多地少的尼亚萨兰(今马拉维)1948-1956年间就有46，0000英亩土地转移到欧洲人大地主手中。结果警察无论从数量还是组织上都无法应对农村地区的需要。
    城市警察力量也面临新的压力，经济开发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但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结果城市犯罪率直线上升。以肯尼亚的奈落比为例，夜晚警察集中于保护欧洲人居住区和中心商业区，甚至都无力保护工业区。仅在1950年，奈落比以占全国5%的人口数量，承担了大约40%的犯罪率。如果再加上蒙巴萨，城市罪案的发生数量就超过整个肯尼亚犯罪数量的一半。
    在矿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北罗德西亚，警察队伍受工会运动的刺激大为扩张，并且获得了更为先进的通讯系统，特工部门的规模和权力范围大大增强以便监视工会和它们领导人的活动。[37]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各地的工会运动都融合到民族独立运动中，使得更多的警察资源被投入到保护铁路、矿山、和其他经济飞地的秩序中。某些地方如塞拉利昂的钻石矿甚至建立起私人安保力量，大大加重了英国资助该地保持军事力量、购买军事装备和聘请外国人员的负担。[38]英国面临仅靠雇佣军维持统治的局面。
    长期的殖民统治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往往很小的社会问题便会引发关乎全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1951年7月的桑给巴尔抗议活动，最早仅仅是从一些群众抗议修建空港圈占自家土地开始，引发了更广泛的反对接种牛疫苗抗议，警察向示威群众开火后也不能控制局势，坦嘎尼喀的警察不得不赶去增援。镇压行为反而更加剧了当地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39]1957年尼日利亚奥绍博（Oshogbo）爆发了反增税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从市场妇女抗议增加水费开始，不断扩大，导致了地方警局的部分毁损，最终依靠大队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才驱散人群。据当时的警官回忆道：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起小小的混乱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有时候非洲人会使用土枪、毒箭、梭镖和大砍刀。在此时期的许多镇压中，警察都使用了足以致死的武器。[40]随着死难人数的增长，殖民地群众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更加高涨，形成了情绪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而，一旦通过暴力活动获得了某种优势，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寻求谈判对象达成权力转移协议，以图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谈判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完全放弃应用暴力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坚持防务、外交、司法、警察和内部安全权限一定要由宗主国直接掌控。[41]即便是当地驻扎的英国军队不得不撤走，也要以训练成功一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本土军队为前提。[42]训练这种部队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我们（英国）需要的政治反对方”，给快速的政治进步添一道“闸”。以此来避免“我们（英国）权威的永久撤退”，希望能借此留下一个“保障我们（英国）关键利益”的政治结构。[43]
    这便构成了非殖民化末期，英国暴力体制的最后一道程序，即设法尽量保留暴力权。正是英国政府的这种企图造成了1964年1月的东非兵变。由于东非地区白人移民的存在，东非地区军队高级职位的非洲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当地警察队伍非洲化的步伐，高级职位的开放程度造就了警察和军队在1964年兵变时的不同表现。警察抵制了1964年1月的兵变。职位本土化程度的差异也是西非军队没有在此时发生兵变的原因所在。
    受兵变影响，英国政府加紧明确了干预原则，即在紧急状态下，英国力量可以应地方政府要求而实施干预，决定是否干预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利用英军干预的短暂时间重新控制住局势。军事支持仅仅是一方面，还要施以财政和技术援助，以便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威，加大援助警察、武装警察和情报系统的力度，以增强他们的暴力权威。此外，英国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英军对过境权、驻扎权和移民保护权的要求，强调即使在联合国遇到麻烦，也要干预危及英国公民的行为。[44]这次兵变给英国提供了未来实行军事干预的合法理由，英国不受限制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力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在此前提下，三国军警力量也加速了非洲化进程。
    英帝国的暴力机制消耗了大量的经济、道德资源，同时经济开发带来的社会矛盾使暴力机制面对的压力持续增强。这些都迫使英国政府结束暴力机制，通过谈判桌以交出大部分暴力权为条件保留了部分暴力干预权，得以对原殖民地施加后续影响。
    四 结 论
    以暴力控制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对英帝国的属性加以界定。英帝国既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松散的国际霸权体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模式。英帝国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控制体制，但是这个体制被有意识地按照两个原则进行设计，即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部分。殖民地人只被视为英国的臣民，没有政治权力，英国通过贬低其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获得合法性。如此看，英帝国绝非是一个单一实体，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控制体系，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既不像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控制那样紧密，也不像强大的国家对较弱的国家的控制那样的松散。这种体制又由于英国能控制殖民地的暴力机构而不同于现代国际关系中霸权国家与依附国家的关系。英国更多地通过暴力而非相互给予的方式维持统治，暴力强制并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暴力手段是资本主义保持剥夺性积累的常备手段之一，是同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一样的备选项，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45]从根本上讲宗主国和殖民地并非合作关系。
    这种非合作关系决定了殖民地军警力量在整个殖民时期特别在非殖民化时期会扮演重要角色。当各个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殖民者为自己长期或暂时的利益而挣扎的时候。确保有秩序的撤离帝国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几乎每个案例中，英属殖民地警察在英国所要实行的政治策略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角色，警察部队一直处于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前线。到了权力转移的最后阶段，警察如何从殖民统治代理人的身份转化为服务于新独立政府的力量，是宪制谈判中敏感和重要的问题。
    英国学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美化殖民地暴力力量如警察的职能。有的英国学者认为殖民地警察力量的发展有过三个阶段，在殖民征服时期和非殖民化时期警察突出暴力镇压职能，中间时期关注维持公共秩序。[46]另有学者不同意三期分法，认为殖民晚期的警察仅仅是保证非殖民化进程平稳有序，非殖民化期间警察仍旧担负一直以来的公共职能，需要重新考虑关于警察是压迫工具的定义。[47]他们的这些观点值得商榷。英属殖民地警察力量实行不同于英国本土警察的原则。殖民地警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且承担了民族压迫的职能，英国政府执行内外有别的警察原则，殖民地警察力量被过度武装，作为最前沿的镇压力量，殖民地警察赋予的首要职能是维持殖民统治，用暴力收税、处理拆迁问题成为自然的选择，因为从短期来看这是最为经济的方法，符合殖民统治的行为方式。殖民统治确立后许多所谓的犯罪行为实质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强化与深入。长期以来，殖民地警察都致力于保护欧洲人财产和外贸交通线，土著“警察”依照传统处理大多数犯罪活动，警察仅仅有很少的力量投入反犯罪活动。到了1948年后，警察力量更是突出加强了军事属性，固然会处理一些犯罪活动，但其属性只能通过主要的功能加以界定。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军事化的组织力量，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英国实行殖民压迫的得力工具。
    殖民统治末期的暴力活动为英国宪制谈判争取了最佳的出发点。通过暴力活动，英国政府重塑了反殖民政治活动，消灭、软化或孤立了激进力量，争取了培植亲英势力的时间。即便到了最后时刻，英国政府仍旧在设法为自己保留暴力应用权利。但同时，过多地采取暴力活动也孤立了亲英势力。适时地结束暴力应用，走向谈判桌或许是英国殖民统治暴力体制中最为明智的一点。
    从暴力到谈判的非殖民化过程并非英帝国的有序撤退过程。尽管英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历史轨迹并没有按照其设想的那样发展。相反，正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长期积累下的矛盾，才使得在殖民统治末期英国暴力压制成为不断动员殖民地民族主义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如果按照罗宾逊“合作者理论”说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的政治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新的变化让“合作者”不能支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英国政府只能选择殖民撤退。这种选择是形势迫使下的选择，英国政策的每次调整都落后于殖民地发展潮流，政策调整总是“太小、太晚”。本文所述的英国暴力体制建设，特别是1948年以后的活动，表明英国政府并没有什么长期的结束殖民统治的计划，并非自愿选择放弃统治，也并非主动选择实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策略。无论是对于宗主国的执政者来说还是商业人士，是不愿意丧失这种地位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管有没有“热战”，非殖民化时期都充满了暴力强制带来的混乱。
    凭借自身积累的历史性优势，英国一类的原宗主国可以在不直接控制领土的前提下继续实施自身对原殖民地某种程度的控制，继续维持某种程度的旧有体制，如英国设法保留了暴力干预权。从而，这些国家在丧失殖民地后，继续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存在，能够使用暴力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当今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这一点从当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可以再一次得到确认。
    杭聪（1981- ），男，历史学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