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鲍尔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在经济社会史的初创阶段，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教学和学科的基础组织建设工作，建立和拓展了该学科在伦敦经济学院和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力。首先，她与托尼和波斯坦合作，在伦敦经济学院开展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将比较的世界史引入经济社会史，影响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开设和讲授“亚洲史”课程；开设关于亚洲及中西方从古代到近代以来的商业贸易方面的讲座。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开设课程“大国经济史”，其中一个分课程是“欧洲与亚洲”，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东西方关系，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她既批评西方民族主义/工业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东方各国的影响，同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各国不应抛弃而是坚持自身前现代社会所拥有的独特和优秀的部分。她想证明，在工业化之前，商业资本主义是无处不在的，并寻找证据证明中国、印度、中东、欧洲都曾是如此。在波斯坦的帮助下，她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中世纪经济史论坛”。在她去世后，波斯坦在剑桥大学重开这一论坛。艾琳·鲍尔一系列的讲座和教学活动，影响非常广泛。除了本校本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也热衷参加，而且吸引了来自牛津、剑桥和伦敦的学者，甚至还有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学者参加。(22)在后来的一些访谈中，她的学生们会谈到对这些讲座及艾琳本人的深刻印象。例如，当今英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史家之一阿萨·布里格斯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听过的最精彩的讲演是艾琳·鲍尔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讲座。他认为她才华横溢、卓尔不群。(23)
    其次，艾琳·鲍尔作为主要发动者之一，参与建立英国经济史协会和《经济史评论》期刊。20世纪初，经济史的发展和学科建制工作是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20年代，在艾琳·鲍尔、托尼和牛津大学的A.李普森(Aphraim Lipson)的建议和组织下，经济史协会呼之欲出。1926年，正值第二届英美历史学大会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在1921年召开)，经济史是其分会场之一，艾琳担任经济史分会的秘书。经济史分会有两个议程，一是经济史在大学中的地位，另一个就是关于建立经济史协会和经济史期刊以促进学科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成为经济史协会成立的先奏。同年，即1926年7月14日，经济史协会正式成立，A.李普森当选协会主席，艾琳当选协会的秘书(当时选举出两位秘书，但主要工作均由艾琳·鲍尔承担)。(24)从此直至去世，艾琳一直是协会的重要管理者，是“其活力的首要来源”。(25)1927年，艾琳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建立期刊《经济史评论》，虽未直接参与期刊的编辑工作，却是该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并且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扩大其国际影响。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当时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重地和核心。
    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讲座任务的同时，艾琳的个人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这时期的艾琳更注重社会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应当把“中世纪史当作社会史进行研究”。当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各自为政，很少互相关注。不光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亦是如此。但是，艾琳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互相放弃成见，意识到各自的能与不能，互相取长补短。历史学家(或者说经济史学家)为社会学家提供基础数据，而历史学家从社会学家那里借取有用的社会学理论。只有在理论的支撑下，历史学家才能在研究中提出“正确的问题”。而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是研究的基本要素。(26)经济史研究不光是研究经济，而是将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之综合产物。艾琳的这一史学观点，从学科发展和实际研究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都是有益的。而且这一新的经济社会史研究方法符合国际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的布洛赫。虽然二者都使用比较方法，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用比较寻找各国各文明的相同之处，另一个用比较分析为何不同。而且艾琳的比较方法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同地区的比较，二是过去与现在的比较。所以她鼓励社会学家关注中世纪，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艾琳在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虽不高产，但几乎部部经典。1924年与托尼合作编辑出版三卷本《都铎时期的经济文献》，(27)将焦点从经济变化延伸到社会史、比较史和国际史。通过对乡村与城镇、工匠与谷物贸易、纺织业与矿业等的考察，用大量史料推翻了中世纪欧洲主要是自然经济社会的传统观点。而且，其中的大量新史料都是艾琳发现的。(28)在牛津大学的福特讲座中，她考察了英国的羊毛贸易(羊毛的生产、羊毛贸易组织及发展、羊毛税收等)、城市兴起带来的社会变化、各种新兴商人。她去世后，这些讲座由波斯坦在1941年结集出版，名为《英国中世纪社会的羊毛贸易》。(29)该书后来多次再版，直到2007年其经典地位被A.R.贝尔等人的《1230-1327年的英国羊毛市场》一书取代。(30)1933年她与波斯坦合作出版《15世纪的英国商业考察》，(31)主要考察英国15世纪的羊毛贸易和杂货商，克拉潘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和非常有开创性的研究”。(32)此外，1942年她还和克拉潘主编、出版《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33)这几部著作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力，即使现在也非常重要，不断再版，奠定了艾琳·鲍尔在经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三、反思
    艾琳·鲍尔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既是女权主义的受益者，也是女权主义的实践者。众所周知，19世纪末以前，各大学都禁止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妇女争取教育权的斗争，英国的一些大学开始接受女生。艾琳·鲍尔从而能够进入剑桥大学戈顿学院读书。读书期间，在导师及朋友的影响下，她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积极参加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毕业后又参与筹建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全国联盟的工作，成为“一名顽固的女权主义者”。(34)她认为，妇女有权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应该在职业上获得成功，以此给下一代做出榜样。她反对社会对两性的双重标准。1920年，在《老剑桥》杂志(Old Cambridge)上的妇女专栏中，她明确反对剑桥等古老大学对女性的限制，认为“男女教师之间没有男人写的书和女人写的书的区别，只有好书和坏书的区别，只有冷静而有条理的思考和情绪化的书之间的区别”。(35)她也不愿意在女校工作，她希望的是两性的彻底平等。而她工作的剑桥大学，在此方面非常保守，她所在的戈顿学院就是一个女子学院，因此，她曾给朋友写信表达她在此工作的痛苦。(36)1920年，在剑桥大学投票拒绝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和全职教职之后，(37)失望之余的她选择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邀请。在这里，艾琳·鲍尔脱颖而出，成就超越许多男同事。
    但是，现实与艾琳·鲍尔开了一个大玩笑，生前拥有“巨大学术声望”，身后学术遗产和学术声望迅速被人遗忘，几十年内几乎湮没无闻。艾琳·鲍尔去世后，克拉潘和托尼立即发表纪念文章指出，艾琳·鲍尔是英国最具国外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38)1944年，G.M.崔威廉在出版《英国社会史》时称，将此书献给艾琳·鲍尔并以此作为对她的纪念。笔者以为，这些同时代人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足以说明艾琳·鲍尔的成绩和威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凯尼恩(Kenyon)对中世纪和经济史的回顾文章中没有提及她，在D.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给崔威廉写的传记中，她也只出现在一个脚注中。(39)在巴克尔介绍经济史协会早期历史的文章中，她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对她在协会成立中的作用只字未提。(40)这些并非个例，如果人们足够细心，在其他一些相关著作中亦可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