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①的兴起和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趋势，一支规模庞大、功能健全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尤其是以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为中心的经济功能的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号称“天然的中产阶级社会”②。美国中产阶级一向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柱石。但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导向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日益膨胀，生产功能相对萎缩。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策导向发生市场化转向之后，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相对收缩、生产功能有所恢复，总体功能渐趋平衡。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如何？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究竟有什么影响？本文将结合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经历，探讨这些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关于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问题，国内学者尚无专门研究。在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源于左翼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一书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流变进行了分析。米尔斯的批判性研究在逐步复兴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③中得到了发挥。丹尼尔·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衰变的征兆--清教伦理的衰落、现代主义艺术的蜕变、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的失控等，进行了诊断和批判。此后，一批具有左翼或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人文学者将“消费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引入环境学、广告学、传播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分析方法，对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功能变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④上述学者的立场和视角不尽相同，但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消费主义泛滥。弗兰克、杜宁等考察了中产阶级消费开支和资源消耗不断扩大的表现形式；⑤克罗斯等关注消费关系如何成为支配中产阶级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关系的结构性要素；⑥里尔斯等进一步发掘消费主义的深层内涵--消费精神对中产阶级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透和腐蚀。⑦经济保守主义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研究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充分，但他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节俭观念蜕化、生产动力下降的趋势。⑧这与米尔斯和贝尔的观点有所契合，对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后者不关注生产问题，甚至将为消费而生产也视为消费主义的表现。自由派⑨学者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权利”，很少论及社会功能问题。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大企业内部僵化的科层体制、“不消费就衰退”的经济学信条、宗教与文化的分裂性等。但得到最广泛认同的还是市场驱动论，即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自由市场利用广告宣传、商业电视、分期付款、信用卡等商业机制诱导消费的结果。⑩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最为充分。他们对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扩张趋势的判断是敏锐、深刻的，但将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发展等同于消费主义泛滥则过于极端。80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正如纽曼、沃伦等自由派学者指出的，此时中产阶级消费开支的扩大，主要是由生活成本攀升和必要开支增加推高的，与消费主义没有必然联系。(11)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市场机制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毋庸置疑，但单纯的市场驱动论却很片面。首先，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受到传统价值观、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实际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很难超越个体的、意识的层面而扩展为社会性、功能性衰退，即便有此趋势，也很快被经济周期所阻断。这些瓶颈的突破依赖于政府干预的介入。其次，在很多美国学者看来，政府干预无法触及个人消费这样的私人领域。事实上，公域与私域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政府干预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潜移默化地辐射到私域是很平常的事。与市场机制作用于个体选择的刺激模式不同，政府干预借助政策调节、调用公共资源来影响社会行为。如果说市场机制激发了为消费而生产的个人消费主义，那么，政府干预则造就了重消费而轻生产的、作为社会性功能变异的消费主义。
    因此，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变化与公共政策导向(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干预主义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不干预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本文将结合战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政策导向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对此加以阐述。
    一、肯尼迪-约翰逊的干预主义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的政府干预体制(12)出现得并不晚，但程度相对滞后。它产生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初具规模，战后十余年间随着凯恩斯主义官方经济学地位的确立得到巩固。但此时的美国还是坚守自由企业制度和平衡财政的底线，并未像西欧和北欧国家那样建立福利国家，将干预主义推到极致。在这个号称“大众消费社会”的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生产功能也保持得比较完好。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正式形成，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生产功能趋于衰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干预主义政策导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这一变化：
    第一，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引导下，“平等消费”获得了超越于“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为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强化提供了价值支持。
    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中产阶级深受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观念和边疆精神的进取意识、个人奋斗等文化基因影响。同时，在美国这个缺乏固有等级结构、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移民社会中，“总能够设想一种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和最低生活水准”(13)，贫富成败皆被视为个体意志与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平等被视为潜在的前提(机会平等)。同时，自由意志与生产意识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生产本位和反消费倾向的自由生产成为最高生存哲学。(14)这种传统价值观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逐步发生了变化。内战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铺开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市场竞争的分化效应，腐蚀了平等的前提，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资源分布地形图的改变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向平等迁移。这个过程萌芽于进步主义时代，在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中获得了真正的转机，形成了以结果平等修复机会平等、以平等诉求扩充自由议程的修正自由主义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消费元素渗透到自由主义中，形成了自由消费的观念。不过，直到此时，平等消费从未超越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