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改善了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提高了其消费能力，促成了消费功能膨胀与整体功能失衡。
    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白领阶层的收入依赖于薪资，消费欲望受实际消费能力和经济周期的制约很大。在号称“浮华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多数中产家庭的消费比较克制，而缺乏收入支撑的虚假消费最终也被大萧条打断了。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运动中，罗斯福确立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大规模扩张，超越了前30年的发展格局。经过70年代的巩固和拓展，一个由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和面向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险两套体系构成，囊括了退休和残疾补贴、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就业与培训，以及各类收入保障项目的综合性社会福利保障框架建立起来。带来这一决定性突破的，除了以刺激消费弭平经济周期的经济信条乃至约翰逊的个人野心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各中产阶级选民集团的推动。由此建立的福利保障体系，也是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保险项目占公共开支的比例远大于福利项目。1966年，仅养老保险一项支出，就比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和食品券这两项最主要的社会福利开支的总和还高出十倍。(31)同时，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保险和其他非社会救济项目占GNP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32)表面上看，社会保险津贴是受益人因支付保险金而获得的保险收益；而实际上，在个人支付的保险金与其得到的津贴之间，存在很大一块政府的隐性补贴。1982年，在高达175亿美元的保险医疗门诊费中，由个人医疗保险金承担的只有35亿，其余均由联邦政府一般性税收支付。(33)此外，随着福利津贴领取条件的放宽，不少下层白领也能从福利津贴中分一杯羹。(34)作为社会再分配体系输入端的税收体制，同样照顾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以高税收支付高福利的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首先，中产阶级所负担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而纳税基础(可税收入)是原始工资减掉各种免税项目后的余额，并非全部个人所得。基本的免税项目包括个人免税额、标准抵扣额或列举免税额，纳税人可在后两种免税方式中自选其一。特殊群体在此基础上还享有附加免税额。这一系列扣除之后，1969年可税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2％。(35)其次，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最高档为50％(1980年升至70％)，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所得税税率都低于20％。1977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税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税前的48.8％提高到50.7％。(36)此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税收优惠。1979年，此类项目的总成本比当年联邦赤字总额高出两倍多。(37)在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再分配效应的推动下，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收入数量和稳定性都得到改善。从1964年至1969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从69％增长到71.2％。1969-1980年，在滞涨危机的冲击下，中产阶级的规模只是略有缩小，而其中某些部分的比例反而上升(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产阶级从51.1％增加到58.3％)。(38)1960-1970年，按1979年不变币值计算，中位家庭收入提高了34％，(39)中层与下层相衔接的部分收入增长尤为明显。一个加入了工会的蓝领家庭，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就可以买房、买车、送子女上公立大学、享受两周带薪休假和各种社会保险。(40)至此，收入瓶颈对消费欲望的限制得到突破。但是，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并没有伴以生产功能的相应增强。多数进入白领圈子的蓝领工人子女，对事业没有更高追求，只想像父辈一样找个轻松的白领工作，度过一生。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工会斗争、给议员写信、打电话等政治手段。(41)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决策，向政府施压的“公民学”，正是始于60年代。(42)在60年代宽松的就业环境和慷慨的再分配体系下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时代的幸运儿，而非拥有实力、努力打拼的强者。单就社会平等而言，这是一种进步，但就综合效果来看，却有其负面性：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功能却弱化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弱化又辐射到两端，钝化了上层阶级的发展意识和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下层阶级的生产动力，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竞争力。
    二、“里根革命”的市场化政策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重建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凸显和生产功能的下降，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模式从鼓励竞争、刺激发展的能动模式向抑制竞争、维持平衡的稳定模式转变。这一形成于冷战格局下的发展模式，在70年代以后日益走向开放、竞争、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难以为继。外部竞争的压力通过能源危机、海外市场流失、军事失败、外交受挫等形式传递进来，促使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动力危机迅速转化为滞涨危机，并引发了抗税运动等社会危机。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提出放弃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的口号，并在执政后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80年代以后公共政策的转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
    第一，重新确认了“自由生产”的价值，推动了中产阶级工作伦理的回归。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有专家提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福利改革方案。具有温和保守倾向的尼克松上台后，力推过福利改革，呼吁过企业家精神，向企业家发出颇具鼓动性的号召：“你们是想爬进壳里寻求保护，还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43)但尼克松政府无意突破干预主义的窠臼，民众的观念也是模糊的。1969年的一次跟踪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大政府”、“大企业”和“强大的劳工势力”谁应为当前的经济问题买单时，选择大政府的受访者不到1/3，声称“三者都有责任”或“不清楚”者最多，达到43％。(44)整个70年代，历届政府都是既想改革又瞻前顾后，犹豫反复的态度反而加剧了滞涨并存的两难困境，制造了更多的利益纠葛和观念障碍。
    不过，这也是一个为变革积累势能的时期。70年代末，绵延、反复的危机和困境终于令中产阶级失去耐心，“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45)。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诱导舆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改造美国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观念”(46)。里根强调：世界的希望在美国，而美国的优势就是以个体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市场竞争，(47)罗斯福之后的社会政策背离了这一传统。“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是问题本身”(48)，只有更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重启自由竞争，才能“恢复健康的经济体”和“健康的乐观主义”(49)。里根还借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强调“生产”的意义。他指出，当前危机的根源，并非消费能力和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能力下降、有效供给不足，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削减税负，“改革和去除不必要的、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政府管制”(50)，“培养美国人民的活力、创造性和雄心，以及对勤奋、节俭和自制的追求”(51)。
    里根从中产阶级最关注的税收问题入手，将质疑和不满引向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宣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自由竞争和发展生产。与当初的肯尼迪一样，此时的里根找准了时机、选对了策略，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的回摆。1980年，美国民众对保守主义的认同率从1973年的29％上升到34％，对自由主义的认同率则从31％下降到25％。(52)共和党不但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还赢得了自1954年以来首次参议院多数席位。在1981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认为“大政府”应为经济危机埋单者上升到53％，态度模糊者缩减为11％。(53)80年代，从下层中产阶级在“工作比不工作好不了多少”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的选择，到上层中产阶级“工作不再仅仅是工作”而是一种“充满魅力的需求”的态度中，(54)都折射出生产社会精神气质的复兴。
    第二，里根开启的解除管制改革恢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业稳定性的下降推动了中产阶级消费欲望的节制和工作动机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