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改革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不仅是负面刺激，也有正面激励。在强化了的竞争环境中，生产能力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方向的核心要素，那些市场能力较强、生产动力较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其实受益了。1981-1988年，在具有高中学历和大学毕业文凭的两类人群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分别下降了1.9％和3.7％。不同的是，对于学历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前者而言，流失的中产阶级主要沦入了下层(同期下层比重增加2.6％，上层减少0.8％)，而在学历较高、市场优势较大的后一人群中，减少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升入了上层(同期上层比重增加4％，下层减少0.3％)(75)。总体来看，中产阶级的规模萎缩了，但功能提升了，再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上升的中产阶级更新了上层阶级的构成，促进了向上层发展的意识；下沉的中产阶级努力寻找出路，也带动了下层阶级素质的提高。变革的过程混合着痛苦和无奈，但也蕴含了发展和希望。1982年10月以后，美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实际增长率连续7年维持在3.5％以上，通货膨胀率长期控制在5％以下，自此走出了滞胀阴影。
    有学者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增无减。(76)不少人还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此。其实，所谓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收敛，是指消费行为更有节制、更理性，而不是绝对消费水平的下降。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保障框架并未受到触动。在里根承诺不予削减的“安全网”中，社会保险项目开支占到94.5％(77)。经济繁荣推动的收入增长加上基本的生存保障，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呈现自然增长是不足为奇的。同时，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均衡，还取决于其生产功能的提升，而美国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明市场化进程及其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尚有改进空间，而不代表这个方向本身是错的。
    三、结论：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与公共政策导向的合理定位中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阶层，其功能形态影响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走向。从美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是由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共同支撑的，前者体现了发展导向和动力机制，后者代表着维持取向和协调机制，只有两种功能保持均衡发展和动态平衡，中产阶级才能成为积极、健康的发展主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倾向。
    一是将消费功能的正常发展夸大为消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但经受不起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考察。工作伦理与禁欲主义相结合的清教伦理，根植于殖民地时代和工业化早期相对匮乏的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扩大后，中产阶级消费承载了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功能。而且，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是人类的天性，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提升符合个性解放的趋势，“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启蒙、民主参与和政治自由”(78)，应予承认。
    二是忽略生产功能的维护与提升。自由派学者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问题的忽略是基于一个潜命题：美国发展的障碍是由体制性因素而不是个体行为造成的，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社会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障而不是自身功能衰退，应诉诸政府干预而不是个人努力。其实，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产功能都是必须强调的主题，因为就人类的本能取向而言，生产动力的维护远比消费意愿的扩张困难，而生产活动对于真正的自我实现、个性解放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消费功能无法替代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松动、全球经济联系的扩张与全球竞争的加剧，“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更大了。即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是“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超越”(79)。正因为如此，8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府才力推中产阶级生产功能的重塑，并确实借此使美国积极走出滞涨、回归繁荣。
    那么，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为什么会“走偏”？如何才能确保其均衡发展？美国的经历显示，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足以成就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整体失衡，价值障碍的剔除、消费欲望的刺激与消费能力的支持这三大条件，都是在政府干预的协助下实现的。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强调竞争、追求利润、带来分化，它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是双重的：既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刺激消费欲望，又通过市场竞争强化生产意识；经济繁荣可以提升消费能力，而两极分化、经济周期又限制着提升的幅度和稳定性。这种体制对于经济的协调运行来说具有危险的不均衡倾向，但就中产阶级的生产-消费功能而言，则具有天然的平衡性。政府干预则相反，它作为市场竞争的对立面出现，注重调节，强调公平，限制分化，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是单向的，能够通过政策扶植强化消费功能，却无法直接提升生产功能。所以，一旦政府干预挤压了市场竞争，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就会在多方刺激下不断强化，而生产功能则因失去支撑而趋于衰退。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适当的政府干预不会导致这个后果。但问题是，在干预主义政策导向下，政府干预很难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管制体系和福利保障开支的不断扩张，就体现了这个趋势。干预尺度的失控源自一种权力扩张的悖论。在美国的体制下，庞大的中产阶级选民是政权的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的源头。20世纪60年代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确立，使政府在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力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期待，中产阶级逐渐被引导到以政府为中心的“权力市场”上来，竞相向政府施压以实现自身利益；而其得到的满足越多，期望值和依赖性越大，政府“就此止步”的政治风险和机会成本就越高，只能在干预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即便干预成本越来越大、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也无法放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与政府的互动中，“美国人被教会了，对于政府，一个人应该比以往期待更多而信任更少”(80)。结果，政府无论怎样做，都是吃力不讨好，反而在保持政策理性与迎合民众要求之间造成了一种两难格局。直到里根上台，将公共政策导向推离了干预主义的轨道，使很大一部分社会期待回归市场竞争，这个恶性循环才被打破。“不干预主义”不是取消政府干预，而是收缩干预边界、扩大自由竞争。“里根革命”的意义在于启动了公共政策导向的调整，而不是体制的重构。它不是灵丹妙药，本身还存在不少副作用，但确是对症下药，改变了政府干预对市场竞争的过度抑制，扭转了中产阶级生产功能制度支持的不足，推动了其社会功能的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扩展到西欧、北欧国家，延续至今。
    消费主义虽然萌芽于市场竞争之中，却成熟于政府保护之下。单纯的市场体制并非消费主义的原罪，一味的政府干预也不是其救赎。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但不能弥补和克服市场的非理性，反而会以自身的非理性抑制市场理性，助长其非理性，阻碍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均衡发展。公共政策导向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确保机会公平，维护自由竞争，在宏观上动态地协调发展和维持企业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