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阵营为了从经济政绩方面尚佳的共和党手中夺回政权，发现并利用了中产阶级消费权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社会问题做文章。肯尼迪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对“被遗忘的消费者利益”的关注，并以“消费者是我们的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强有力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人，我就要做那个游说者”的许诺，赢得了众多中产阶级的选票。(15)1962年3月，肯尼迪发出著名的“消费者信息”，敦促国会推出消费者权利保障法。约翰逊上台后又重提“消费者信息”(16)。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层面共推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25部，39个州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州都设置了消费者维权的专门机构，约束企业行为的政府管制体系也日益膨胀。消费者保护本身只是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但在60年代的背景下，它却与社会反抗运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中的平等主义思潮相呼应，推动了价值转向。它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中下层普遍关注、较少争议的问题，有效地支持了“新边疆”和“伟大社会”运动引发质疑的主题--平等是更高端的发展问题，政府干预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它借公共立法和领袖人物之口，确认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性，消费者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人，其捍卫消费权乃至消费行为本身，都具有了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于是，平等的价值定位得到提升和外显，消费作为结果平等的象征获得了相对于自由生产的价值优先性。这恰好迎合了当时主流中产阶级的需要，为50年代兴起的消费欲望提供了价值支持。
    就这样，原本与消费主义没什么联系的公共政策，在客观上发挥了价值引导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6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生产情绪。“生产意义上的‘进步’被各个集团--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当成一个不好的词”(17)。自称“反文化”的青年学生蔑视传统的工作伦理，却以吸毒、摇滚、性自由的“自我解放”践行着在自我放纵中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主义。近半数劳动者承认没有全力投入工作，公司管理者倍感困惑：新加入劳动队伍的年轻人为什么就是不像上代人那样努力工作、积极进取？(18)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益繁复的政府管制体系为白领雇员提供了就业安全，助长了消费欲望，弱化了生产动机。
    19世纪中期以前，老中产阶级对自由竞争的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然而，在19世纪后期的兼并浪潮中，小企业纷纷落败，老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被垄断资本的白领雇员取代了。胜出的大企业对市场竞争的态度很矛盾，既渴望自由逐利，又厌恶竞争风险。大萧条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控制的意识，资本家希望降低利润风险，白领雇员要求减少失业风险。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就体现了通过行业自律控制市场风险的意图。不过，美国作为自由竞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自由逐利的渴望同样强烈。因此，《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几近架空的状态中被判违宪。战后十几年里，美国也没有追随欧洲搞作为“集体风险规避机制”的福利国家。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对国内经济无限增长的乐观预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优势、政党竞争的需要、抗议政治的兴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公共政策的重心终于发生了明显倾斜，向维护经济安全、政治平衡与社会稳定一边偏移，并形成了以政府管制为主体的风险控制机制。(19)70年代，政府管制、尤其是社会管制呈爆炸性增长，获得通过的重要立法比前30年的总数还多，(20)政府管制逐渐成为一种挤压竞争、强化控制，由政府主导促成垄断资本与白领雇员“合作”，而政府本身则借机扩大权限、巩固选票的“三方分利”形式。
    对于垄断资本来说，政府管制虽然限制了盈利空间，但提供了利润保障。首先，政府管制并不针对所有形式的垄断。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法》强化了对横向与纵向垄断的限制，却对混合兼并网开一面。60年代跨行业垄断迅速兴起，1966年美国主要产业的资本集中度达到60％-90％。此外，繁复的社会管制增加了生产和经营成本，迫使许多中小企业退出某些生产领域，间接保护了垄断秩序。(21)“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和行业来说，有管制的日子比没有管制时舒服多了。”(22)这些企业逐渐依赖政府管制，内部官僚化倾向加剧，创新的锐气渐渐销蚀。
    对于白领雇员而言，政府管制引导企业确保其就业安全。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美国各州都建立了失业保险体系，全国90％的雇主要为95％的工薪者缴纳失业保险。按照规定，各州将根据企业以往的裁员记录向雇主征收失业保险金，裁员越多缴纳金额越高。(23)同时，国会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职业保障的法律，保障雇员在职期间的各项权利。为避免与政府和公众正面交锋，大企业做出妥协，“将非正常数量的雇员吸收进中产阶级的队伍中”(24)。从1960年至1970年，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43.4％增加到48.3％，1981年又上升到52.7％。(25)在60年代留给中产阶级的多重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面就是高就业率。拥有高中文凭就可以成为公司白领。1969年，具有高中学历但未上过大学的25-64岁的工作人口中，有77.7％属于中产阶级；(26)蓝领工人也有许多机会转为白领雇员。(27)《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称，“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28)米尔斯分析过大企业内部的微观环境如何打击白领的工作热情，促成逃避主义、消费主义的消极倾向。其实，在《白领》酝酿成书的年代，美国白领的工作伦理虽然比较消极，但还是得到了保留。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六七十年代国内市场竞争的整体弱化。由于可观的收入、舒适的生活都与白领职位挂钩，而白领职位又比较容易获取和保持，所以，白领的生存危机感明显降低，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大减少。这一时期，白领的心态是轻松乐观的，父母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只需享受当前，不必筹划未来。蓝领也向白领看齐，消费先于收入实现了“中产化”。而另一方面，“在那些被美国人所推崇的号称成功者的阶层中，在被认定为日益富足的资本主义典型代表的中间阶层里，履行生产职责变得越来越困难了”(29)。一个普林斯顿毕业生的话很有代表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会挣工资，而不是赚取资本收益，甚至在36岁的时候……当我能够作为大公司的雇员享受高薪时，为什么还要去独立创业呢？”(30)对于真正追求自我的人来说，这种缺乏挑战的环境可能构成更大的压制，因为个体突破常规、展示自我的空间更狭窄了。反文化派的种种奇思怪行，很大程度上恰是对此的虚幻宣泄和无奈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