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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贵州社会科学》 李新宽 参加讨论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界对“新中世纪”(new middle ages)的言说就不绝如缕。新中世纪的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史学领域,而是出现在了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艺术、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这些言说的内容十分庞杂,想象与史实并存。虽然中世纪史家克里斯托弗·戴尔在运用新中世纪观作为著作章节标题时极力区隔与德国哲学流派的新中世纪观的关联性,[1]7但正如奥托·格哈特·奥克塞尔指出的那样,这些新中世纪观即使是对中世纪的想象,也与中世纪史研究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部分基于‘真实的’历史,但大部分基于某种中世纪诠释史”。[2]124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新中世纪观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为全面理解中世纪史提供一个参考。
    一笔者结合奥克塞尔等西方学者的分析,认为西方的“新中世纪”观主要有三重视野,一是乐观的新中世纪观,二是悲观的新中世纪观,三是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前二重视野是在部分史实基础上建构的中世纪意象,但是由于这种中世纪的想象“本身是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产物”,[2]128因而对西方学术思想和大众文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具有考察的必要。
    乐观的新中世纪观把中世纪想象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整体的快乐时代,并且把新中世纪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人类发展的下一个历史阶段。①这种新中世纪观主要存在于德国学界,但在美国、俄国、英国等国家的学界也不同程度存在,如俄国的别尔嘉耶夫、美国的丹尼尔·贝尔都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世纪式宗教的回归上。别尔嘉耶夫认为克服现代世界危机的途径在于对中世纪创造性的再发现,他称之为“新中世纪”。[3]丹尼尔·贝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中世纪观,但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因此,“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那就是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4]
    奥克塞尔追踪了这种新中世纪观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从18世纪德国浪漫派的诺瓦利斯(Novalis)开始,到19世纪的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20世纪20年代的保罗·路德维希·兰茨贝格(Paul Ludwig Landsberg),50年代的罗马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80年代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90年代的迈因哈德·米格尔(Meinhard Miegel)。[2]122-123诺瓦利斯首开乐观新中世纪观的先河:“人类曾经有过光辉美妙的时代,那时欧洲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那时有一个基督世界安居于这块按人性塑造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的兴趣将这个辽阔的宗教王国的那些最边远的省份连接在一起。”[5]202诺瓦利斯选集德文版编辑也指出,人们并不认同诺瓦利斯对历史的理解,似乎他不了解中世纪基督教或教皇制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这段包含在历史画面之中的内容并非真实的历史记述,诺瓦利斯也并没有存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5]199诺瓦利斯实际上是通过对中世纪似是而非的描绘来勾勒一个美好的未来,新中世纪将是“一个睁着神秘而无限的眼睛的新的黄金时代,一个预言的、创造奇迹和治愈创伤的、给人带来安慰和点燃永恒生命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和解时代”。[5]213诺瓦利斯之后,这种新中世纪观不断地在德国学界回响,就连社会学家滕尼斯也认为,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生活、家庭和亲属、邻里和朋友、村庄和城市的有机联系,而社会是由利益冲突和契约关系、由机械生产和经济变迁、由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由所有联系、忠诚和价值丧失形塑的人类机械关系的缩影。社会时代继起于共同体时代,现代继起于中世纪。[6]但现代文化正在不断衰败,因此滕尼斯呼唤新的共同体出现。这种新中世纪观最终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成为德国知识界为纳粹张目的工具。[2]135-137悲观的新中世纪观把中世纪想象成为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停滞的黑暗时代,新中世纪就是一个应该竭力避免在未来出现的时代。这一观念的历史基础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所谓中世纪黑暗说,自彼特拉克开始,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把中世纪视为一个黑暗时代,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将中世纪作为文艺复兴的对照,[7]从而使中世纪黑暗说成为学术定论和大众常识。
    1971年意大利哲学家罗伯特·瓦卡(Roberto Vacca)出版《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在这本著作中,瓦卡设想现代技术文化崩溃,导致社会和政治结构解体,世界重新封建化,权力在地方和地区水平上分配,民兵和自组织团体形成,流行病和大迁移复返,城市衰落。正是在瓦卡的新中世纪观的基础上,再加上意大利社会学家富里欧·科伦坡(Furio Colombo)的分析,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宣布我们的时代就是新中世纪。[2]1261977年国际关系研究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出版《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认为当代世界政治有向新中世纪发展的趋势。[8]1993年法国的阿兰·明克(Alain Minc)出版《新中世纪》把苏联的崩溃与罗马帝国的灭亡相提并论,认为欧洲正迈向分裂和混乱的新中世纪。[2]1232006年约翰·拉普莱(John Rapley)在《外交》杂志发表《新中世纪》一文,认为不但欧洲出现了新中世纪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新中世纪化,国家从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撤退,暴力私人化,黑帮接手地方经济和治安。[9]这种对未来新中世纪化的担忧在西方学界所在多有。
    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是在旧中世纪观基础上形成的,旧中世纪观的基调是由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的,至今仍有影响力。旧中世纪观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了中世纪时代,中世纪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萧条衰退,文化上愚昧停滞。当然,旧中世纪观也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亨利·皮朗、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等史学家都对传统中世纪观提出了质疑。正是在这一质疑过程中,在后现代哲学的启发下,新中世纪观开始形成。
    笔者认为,在史学领域,新中世纪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文明兴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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