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入侵波兰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两年多时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辩论”(Great Debate)时期。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大辩论展示了美国社会在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围绕外交政策的政治斗争”①。大辩论使自由国际主义思想②深入人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场外交大辩论，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研究，但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孤立主义一方，对国际主义者的主张语焉不详，特别是对大辩论的意义阐释不足。③而在我国，除少数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场大辩论略有提及外，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对这场外交大辩论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来揭示这场大辩论的主题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辩论的由来与过程从美国陷入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相对超然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参与，以远离国际纷争与冲突。在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面对30年代的欧亚国际危机和战争，美国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国会相继通过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试图通过禁止与交战方进行商业和金融往来避免美国再次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国际局势使国际主义者开始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9月8日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取消军火禁运，把1937年《中立法》的“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以便使握有制海权的英、法等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随后，罗斯福总统又相继提出其他动议，包括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向国会提出为反轴心国家提供租借援助，为美国商船护航，对德国潜艇进行攻击等，带领美国一步步走上干预欧洲战争的道路。从提出修改《中立法》开始，罗斯福政府的这些行动引起一些人士的激烈反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外交大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向英国和其他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主张美国应修改或取消《中立法》，向英、苏等国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战胜德国。其中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为了阻止希特勒称霸欧洲，即使美国直接参战也在所不惜。这些人通常自称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但常被对手称为“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ist)。另一方则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和援助英国，认为欧洲的战争与美国没有关系，德国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而援助英国和苏联会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引入战争。这些人自称是“不干涉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但被对手称为“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
    9月23日，国会开始就修改《中立法》问题进行辩论，拉开了外交大辩论的序幕。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E.Borah)、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Jr.)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和众议员亚历山大·菲什(Hamilton Fish)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洛奇声称，“英国和法国被击败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要么德国战败，要么出现僵持的局面”，“即使德国获胜并企图征服美国，它也永远做不到”。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修改《中立法》是不必要的。④罗斯福政府则动员美国政界的元老如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等出山，组织由威廉·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担任主席的“通过修改《中立法》争取和平跨党派委员会”(Non-Partisan Committee for Peace through the Revision of the Neutrality Act)，宣传修改《中立法》的必要性。在国际主义看来，对交战双方平等地实行禁运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而只有实行有区别的禁运，美国才能避免战争。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W.Norris)指出，如果取消武器禁运，就会帮助英、法；如果不取消则有利于德国，“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⑤。
    辩论的结果是，1939年11月4日国会通过1939年《中立法》，把“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用物资，并禁止美国公民和船只进入总统划定的交战区。1939年《中立法》的通过是孤立主义者在罗斯福任内首次重大的立法失败。
    1940年6月22日，法国战败。随后，德国开始攻击英国。法国战败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使美国民众产生强烈不安全感。为了确保英国能够顶住德国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拨款向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提供军用物资。1月10日，国会开始就《租借法案》进行辩论。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反干涉团体“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宣布反对《租借法案》，并发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有关《租借法案》的争论在全国展开。
    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援助欧洲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这是欧洲的战争，是欧洲旧的帝国争夺的继续，并不涉及道德与国际正义问题，因此与美国没有关系。早在二战爆发前夕，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就称欧洲出现纷争的原因是“旧的权力政治”，“与民主事业无关”，而且欧洲一向如此，美国没有必要插手。⑥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也称“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这是欧洲的冲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我们的国家远离这些冲突”⑦。第二，德国无法战胜英国，更不能威胁美国，因此援助英国是不必要的。众议员克努特·希尔(Knute Hill)问道：“希特勒倾其全部力量都不能跨越20英里的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他的军队如何可能跨越大西洋登陆西半球?”⑧第三，欧洲经常陷入相互争斗之中，美国无力解决欧洲的问题，援助欧洲是得不偿失的。《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兼编辑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McCormick)指出，“由于欧洲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在欧洲组织起像美国那样的联盟“超出人类的能力”。如果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20年前的那种成果--美国青年遭受屠杀--加强争端一方的力量--随后是忘恩负义和辱骂伤害”⑨。第四，《租借法》将把美国带入战争。众议员詹姆斯·欧康纳(James F.O’Conner)警告说，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将是美国干涉欧洲战争的第一步，最终会导致美国“一头扎进战争中去”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