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租借法》，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其后果就在于让美国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拴在一起。范登堡在《租借法》通过当天，也就是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抨击《租借法》使美国“投入到欧洲的权力政治和欧亚非的战争中去”，“有意选择‘参加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冒险中去”(24)。
    孤立主义者还主张，美国要尽可能地缩小美国的利益范围，从而使美国与外国争吵的机会也就会少些。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者，即关注国内市场，主张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孤立主义者甚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和平，而自由贸易导致经济冲突，会引发战争。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之一、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讲话中称，近些年来，美国的外贸出口额每年30亿美元，大约占其总收入的5％；而对南美洲的出口约3亿美元，约占总出口的1/10，占美国总收入的0.5％。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对西半球的出口还是整个美国对外出口在美国经济总量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贸易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25)。
    总之，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离开欧洲照样繁荣，大洋仍然可以成为美国与欧洲相隔离的屏障，美国没有必要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美国要做的就是要待在西半球，做好自己的事情，欧洲不论发生什么都与美国无关。奉行孤立主义立场的诗人奥利弗·奥尔斯特洛姆(Oliver Allstrom)创作了一首长诗《战争--“在那边”》，被“美国第一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其中写道：“‘那边’，一个充满血污的地方，言语混乱而乖张，为什么向这帮异类(alien)施以援手，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梦想?……不，不，一个声音在美国的天空中飘荡，我们决不做同盟国的工具，再一次在外国人的队伍里接受检阅，就像一队傻瓜里的笨蛋一样。……欧洲可以踏着血迹炫耀杀戮趾高气昂，并筹划各种阴谋、圈套和罗网，但是我们将待在家里，在大洋的这一面，把我们自己的事照管得妥妥当当。”(26)乔治·本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一直是坚决让欧洲远离美洲，让美洲远离欧洲”。“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相分离”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石”(27)。
    同孤立主义者一样，国际主义者也明白世界是充满冲突的，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但是他们更相信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这个拥有20亿人口的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同一世界，即从根本上不可分割的世界”(28)。如果说孤立主义者从一战经历中体会到的是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弊害；国际主义者则看到的是参与海外事务的必要。在国际主义者看来，由于美国力量的崛起、军事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由于美国海外利益的扩大，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掌控事态的进程和方向，对无政府的、充满冲突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从而塑造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环境。
    1939年4月14日罗斯福泛美联盟的演说中说：“毫无疑问，用不了几年，机群越过大洋就像今天越过欧洲内海一样容易，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注定会成为一个整体，未来任何地方的经济遭到破坏都会对所有地方的经济造成破坏。”(29)他在4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的维护都对我国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消失都会削弱我们的安全与繁荣。”(30)史汀生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了，并且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美国的孤立是一个“陈旧过时的传统”(31)。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和德国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了国际主义者关于美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看法，认识到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著名媒体人士杰拉尔德·约翰逊(Gerald W.Johnson)在1941年6月评论说：在1919年，反对国联的人相信“欧洲总是需要美国的力量，而美国需要欧洲力量的时代永远也不会到来，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信念坚信不疑”。但是到了1941年中期，他们发现，一批专制国家似乎正在把自由政府在欧洲的最后堡垒消灭掉，美国突然之间陷入一种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是“美国人从未想到和最不希望的”。这时，他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所有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密不可分，不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32)。
    在国际主义者心中，正因为相互依赖的潮流已经使美国无法与国际体系相脱离，美国只能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去，但他们对这一体系的规则并不满意。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在一个“被几个人手中武力所统治”的“卑鄙和危险的世界”上，美国的制度无法长存，(33)因此必须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建立一个由美国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秩序。亨利·卢斯提出：美国无法为其他国家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必须为她生存其中的世界环境负责”。如果美国所处的环境不利于美国制度的成长，那美国人就不要指责他人而只能怪自己，因为美国是影响这一环境的最大力量。卢斯称，美国必须运用自身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世界环境。“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在道义和实践上的缺陷，就在于没能抓住美国和美国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34)。而罗斯福则明确地提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建立在“四大自由”的基础上，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由希特勒支配的世界”，也绝不会接受类似一战后20年代那种“使希特勒主义(Hitlerism)的种子再次种下并长大的世界”；美国将“只接受致力于言论和表达自由、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灵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35)。
    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将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分为两类：一是占有性目标(possession goal)，一是环境目标(milieu goal)。前者是指领土、资源、市场、成员国地位等排他性的、有形的目标，一国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通常会构成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而后者是指一国试图塑造国外的事态，建立有利于本国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包括友善、秩序、规则与和平，环境目标并不是排他的和竞争性的，一国在追求环境目标的时候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36)从这一分类来看，孤立主义者重视的是占有性目标，对环境目标不感兴趣；而国际主义者虽然也追求占有性目标，但是他们更重视环境目标，关注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关注外国国内政治的演进，认为一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影响其外部行为，重视国际事件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示范效应以及国际舆论和国际伦理的变化。罗斯福也从国际环境和秩序的角度看待欧洲战争对美国的威胁。在罗斯福眼中，轴心国的威胁主要不是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德军占领美国)，而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对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罗斯福1940年12月29日炉边谈话中的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如果英国倒下，轴心国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我们就会走进一个新的可怕的时期，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将屈从于野蛮武力的威胁之下，要在这样的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永远转化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37)总之，国际主义者不是消极地回避战争，而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行动来防患于未然，致力于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环境，追求的是“积极和平”。孤立主义者关注的是让美国如何避免战争，追求的是一种“消极和平”。孤立主义者的大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脱离”战略，即通过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保持美国“高尚的孤立”(virtuous isolation)，以维护美国的自由与安全；而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是“改造”战略，通过参与和改变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