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尔逊在1917年首倡算起，自由国际主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孤立主义和保守的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它不仅主导了美国参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实际上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角色也得以重塑：美国的安全不能依赖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和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来获得，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来实现。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自由灯塔”，还应该对世界进行领导，运用美国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的国际环境。美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转向以多边主义形式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这无疑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用阿瑟·范登堡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美国“丢弃了实行150年的传统外交政策”，走上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路线”。(6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加入二战前的几年是美国外交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时刻；美国外交的转折点不是1945年，而是1941年。
    自由、公开的辩论是美国社会得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稳定、长远的国家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正是1939-1941年的外交大辩论与当时的国际事态一起促成了国际主义共识的形成，并导致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和德、意对美宣战，这场大辩论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民调表明，孤立主义者在辩论中已处于下风，舆论已经转向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即使因此卷入战争也在所不惜。(64)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前的外交大辩论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大辩论。
    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大辩论的失败者--孤立主义者视为目光短浅、幼稚愚蠢、不负责任的可笑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声望。(65)他们反对战争，揭露军火商与政客相互勾结的事实，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其勇气和品德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其言论代表着对美国国家身份和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思考。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安全形势的过分乐观、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美国干预必要性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担心也是颇有预见性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是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联邦政府集权化的趋势，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把孤立主义者的警告抛于脑后，滥用美国的力量，走上全球干涉的道路，“帝国过度扩张”的恶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证明了孤立主义者警告的正确性：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代价就是陷入各种阴谋之中，就是“帝王般总统权力”的出现，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崛起。
    孤立主义者主张严格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克制；反对美国滥用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反对威尔逊式的传教热情和输出民主，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呼吁美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改革和人民福祉，减少对海外事务的参与以免浪费美国的资源。这些主张无疑是极有见地的。用外交政策评论家沃尔特·米德的话说，它可以使美国人“重新发现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放弃权力的傲慢，回到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处理对外政策的道路，削减帝王般的总统权力”(66)。美国参战后，孤立主义虽然已经无法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对美国过多卷入海外事务必要性的怀疑，对美国滥用权力的批判，对霸权代价的警告成为一种抗衡力量，对二战后的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制宪时期的反联邦主义者参与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一样，孤立主义者同这场大辩论的胜利者--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注释：
    ①著名政论家、2000年总统大选改革党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语。帕特里克·布坎：《共和国，而不是帝国》(Patrick J.Buchanan，A Republic，Not a Empire: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华盛顿2002年版，第249页。
    ②本文中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的名词，与中国语境中的“国际主义”的含义并不相同。本文的“国际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兴起的关于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美国在自身国力增强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新形势下，应放弃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信奉和鼓吹这一思想的人被称为“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内部又因观点的差异分为“保守的国际主义者(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和“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两翼。保守国际主义者反对对国际秩序进行根本的变革，主张通过完善国际法、实施国际仲裁和建立国际法院来维护和平，他们不赞同集体安全原则，不支持甚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务卿、知名法学家伊莱林·鲁特、总统威廉·塔夫脱以及后来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和总统赫伯特·胡佛。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则试图用自由主义原则对19世纪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他们主张建立集体安全组织以维护和平，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繁荣，并支持在海外促进民主。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来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媒体大亨亨利·卢斯等人都是著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
    ③研究大辩论的著作有：韦恩·科尔：《查尔斯·林白与反对美国干涉二战的斗争》(Wayne S.Cole，Charles A.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Ⅱ)，纽约1974年版；韦恩·科尔：《罗斯福和孤立主义者》(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1932-1945)，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反对干涉的斗争》(Justus D.Doenecke，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39-1941)，佛罗里达州马拉巴1997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风暴将至：对美国干涉政策的挑战》(Justus D.Doenecke，Storm on the Horizon: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Intervention，1939-1941)，明尼苏达州拉纳姆2000年版；戴维·亨德里克森：《联盟、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美国围绕国际关系的辩论》(David C.Hendrickson,Union,Nation，or Empire: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789-1941)，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著作或以大辩论中的活跃人物如查尔斯·林白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中心，或集中描述大辩论的过程和考察双方主张，而缺乏对大辩论的影响和意义的深入剖析。亨德里克森的著作虽然指出美国外交史上的历次大辩论实际上都是对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辩论，并给笔者以启发，但他把关于国家身份的辩论归结为美国究竟是联盟(union)、民族国家(nation)还是帝国(empire)的争论，与笔者的思路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