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干预与国内自由：破坏还是保护大辩论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卷入海外事务是否会损害美国民主和国内福祉。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卷入欧洲的战争，会使总统及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并制造出不受民众和国会监督的、热衷于秘密行动的情报机构，从而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战争会导致高税收、国债和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战争会制造一个庞大的军工企业集团，他们依赖政府订货，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敌人，渲染仇恨，从恐惧和战争中获利。战争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从而大大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战争期间，公民自由会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受到践踏。总之，对外干预和战争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按照军事化原则进行管理，崇尚军人价值观，对公民进行严密控制和高度整合的“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38)而这一切都会威胁和消灭美国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等。在孤立主义者的眼中，“兵营国家”的出现将是美国的梦魇，是美国理想的覆灭；一言以蔽之，对外干涉会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和民主，损害美国人民的福祉。
    阿瑟·范登堡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关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的自杀”，《租借法》“意味着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我们民主制度的终结”。(39)罗伯特·塔夫脱称“战争不仅不能保卫民主，相反可能会摧毁我们美国这里的民主”，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很可能会摧毁美国自由赖以建立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40)林白则直接抨击罗斯福“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任总统任期”，利用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用战争为限制国会的权力、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实施独裁权力寻找依据”。(41)一言以蔽之，“紧急状态的保持”成了总统扩大权力的借口。
    在孤立主义者心中，民主是极为脆弱的，威胁民主的力量有很多，包括金钱的腐蚀、财富的集中、民众的盲目、外敌的入侵和敌对势力的颠覆。而过多地卷入外国的事务也会对民主构成威胁：腐蚀民众的品德，卷入外国的阴谋，为外来势力收买美国的政治人物打开方便之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义者奉为金玉良言：(美国)一旦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42)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美国利益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已经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不闻不问，那么美国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来自两大事态：一是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一是出现世界性的帝国。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领域盛行的是均势原则，而均势原则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和均势会引发战争，一战暴露了均势的脆弱。而美国的政治传统为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验，那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各国结成联盟、和平相处、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世界性帝国的出现虽然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但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极大威胁。一战期间，威尔逊曾对德国可能成为这样的帝国深为忧虑，担心德国的胜利将“改变我们文明的走向，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事国家”(43)。这成为美国向德国宣战的动因之一。在国际主义者看来，1940-1941年与1917-1918年的形势非常相似，美国不能容忍希特勒德国征服欧洲，就像当年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迎接专制德国的挑战并在击败德国后以理性原则重建国际秩序一样。
    因此，国际主义者声称：如果美国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那么极权主义就会获得胜利，欧洲就会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霸主或同盟。到那时，美国很可能会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家”(Fortress America)：处在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一个充满敌意、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封闭自己，时刻担心敌对霸主的入侵和破坏；而为了安全，不得不减少对外交往，牺牲自由，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堡垒国家”无异于一个孤岛、一个监狱，自由和安全无从谈起，美国生活方式也无法维持。1940年6月10日，罗斯福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说：一些人实际上仍然抱有现在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幻想：我们美国可以安然地让美国成为武力哲学统治的世界的一个孤岛。这样的孤岛可以是那些仍然以孤立主义者身份说话和投票的人的梦想。但是对我和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孤岛代表着一种无助的噩梦；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无助的噩梦；一个被关在监狱里，带着手铐，忍饥挨饿，日复一日地依靠其他大陆倨傲冷酷的主人通过栏杆提供食物的民族的无助的梦魇。(44)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希特勒残暴武力的威胁，为了生存，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长久地变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militaristic power)”(45)。国务卿赫尔也警告说，到那时，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变成“隐士国家”(hermit nation)，并“改组我们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重新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对生活的每一方面进行严格的管制”(46)。
    国际主义者还指出，希特勒主宰欧洲对美国经济也将构成严峻挑战，从而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国内社会的福祉和生活方式。美国前驻柏林参赞道格拉斯·米勒(Douglas Miller)向美国民众描述了德国主宰世界可能带来的最可怕的前景：希特勒征服英国后将控制欧亚非三洲，柏林的中央机构将控制三大洲的贸易。美国的私人企业将无法与受到极权主义政权补贴的商品进行竞争，美国不仅无法获得国外的原料，其产品将大量过剩，贸易将大大缩减。美国要么按照希特勒的条件进行贸易，要么陷入经济萧条，而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将得势。简言之，“美国将从一个文明的时代跌入遭受围剿的漫漫长夜”(47)。
    国际主义者辩称，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反抗纳粹主义的力量不会损害美国的自由，相反却是保卫美国民主的途径。罗斯福在1941年5月27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些懦弱之辈，他们说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否则我们就将永远失去自由。对于这些人，我要说：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竟会由于成功地保卫民主而丧失其民主。我们决不能被我们准备抵抗的威胁所吓倒。我们的自由已经证明它能够在战争中保存，但是绝不可能在投降中保存。(48)同威尔逊一样，30年代国际主义者相信，只有通过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与英、法的合作，才能建立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因为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美国维护安全的代价会非常低，就用不着对社会进行控制或使其军事化。只有这样，在面对希特勒德国的威胁时，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才能真正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