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国际角色：“自由灯塔”还是“世界领袖”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何种身份?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美国人。孤立主义者试图继续恪守建国之父们的告诫，让美国仅仅充当“共和典范”和“自由灯塔”。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面对希特勒德国对民主国家的进攻，美国必须挺身而出来捍卫自由和民主，仅仅“垂范”是不够的，美国还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抵御民主的敌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进攻，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孤立主义者认为，通过树立民主的典范，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美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义的领导，为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比尔德在其1940年出版的书中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庞大常备军、巨额债务和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满足于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国结成联盟，干预或卷入外国事务”(49)。“美国第一委员会”在1940年的一份宣传广告中称：“充当游侠骑士无疑不是我们的使命”(50)。
    孤立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无法用武力进行输出的，强制输出民主带来的将是专制和暴政。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中说：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可以支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征服改变其他民族的哲学，没有人能够长期把一种其他民族不希望或不适合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民族。我们不时地会听到有人鼓吹美国要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我们在1917年曾尝试这样做；但是从那场战争中生长出来的，是比我们一百年间看到的更多的“主义”、专制统治和残暴的独裁者。(51)塔夫脱声称，以捍卫正义和民主的名义卷入欧洲的战争“恰恰会摧毁我们要捍卫的那种道德”，“通过残忍的战争武力的方式把任何特殊牌号的自由和民主强加给其他民族，而不管他们想不想要，都是对我们努力促进的那些民主原则的否定”。他批评罗斯福的主张“非常类似曾激发中世纪圣地十字军运动的那种宗教狂热”，是错误地相信“我们有改革世界的神授使命”，这是极端危险的。(52)在塔夫脱看来，“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事业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证明民主政府是能够给采用它的人民带来最大的和平、安全和幸福的政府，证明即使在战争、危机和紧急状态下，民主过程也能够得到保持。”(53)范登堡也提出，“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国和本国暴行的受害者充满同情，并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54)孤立主义者并不渴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领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美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建立和维护全球体系。这会让美国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从而会损害美国国内的繁荣。不仅如此，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the Augean stables)(55)；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简言之，美国的民主将遭到严重腐蚀。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民主制度遭受法西斯主义威胁，人类遭受贫穷、饥饿、战争和暴政蹂躏的时候，仅仅率先垂范和进行道义领导是不够的，美国还需要通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导世界抵御专制主义的进攻，保卫民主和实现和平。
    卢斯在1941年2月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集中，阐释了当时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思考，那就是充当世界的领袖。卢斯在文章开头即提出，美国面临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问题，这是“20世纪的美国所独有的问题”，“这一问题远比眼前的战争问题更深刻”。这一问题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称：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卢斯号召共和党放弃孤立主义而拥抱国际主义，支持罗斯福承担对世界的领导，“使孤立主义成为像奴隶制那样的已经死亡的问题，让美国真正的国际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像飞机或收音机那样自然的东西”。卢斯说：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20年代我们把它搞砸了。在30年代的混乱中，我们把它葬送了。领导世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下，罗斯福一定能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成功。(56)亨利·华莱士1941年4月21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在一战后拒绝世界交给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迟早有一天，美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世界地位将迫使美国接受与这一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责任。美国已有《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现在应该制定一部《责任法案》(Bill of Duties)。《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葛底斯堡演说》是美国的“旧约”(Old Testament)，《责任法案》则可作为美国的“新约”(New Testament)。美国“既要有独立的意识，也要有相互依赖的意识；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责任意识--一种与我们的实力相一致的责任感”。他说：我们美国不能再一次拒绝承担我们的责任，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不能靠穿短裤而避免成为一个成年人一样。对于已经长大的美国来说，“孤立”一词意味着短裤。美国现在又一次拥有了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的机会。(57)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卢斯的“美国世纪”，再到华莱士的“美国责任”，国际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阐释美国新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身份，这就是充当“世界领袖”。而在《纽约时报》看来，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标志着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开端。该报社论称：“这是孤立主义的终结，是美国承担天然地落在世界大国肩上的责任的新时代的开始”(58)。
    三、大辩论的结局与意义国际主义者无疑是这场大辩论的胜者。孤立主义者则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阻止美国卷入欧亚的战争，甚至未能挫败1940-1941年行政当局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虽然后来有人继续指责正是罗斯福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和对英、苏的租借援助招来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德国对美宣战证明孤立主义者的两大主张是错误的：一是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二是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正如罗斯福在1941年12月9日的炉边谈话所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极端的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学到了一个可怕的教训：……在一个由强盗原则(gangsterism)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会获得安全，面对在暗中鬼鬼祟祟和实施偷袭的强大侵略者，没有任何防御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这个由大洋环绕的半球并不能免遭剧烈的进攻，我们不能根据地图上的英里数来测量我们安全的程度。(59)而主张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和领导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国会内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资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转变成为国际主义者赢得胜利的标志。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当天的下午，通过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实现和平的信念在我心中牢牢地形成了。对任何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来说，那一天都标志着孤立主义的终结。”(60)罗斯福在1942年1月1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不再是国际主义者的宣言而是两党的共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罢休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争取到这些目标后就收工不干。……这一回，我们下定决心，不仅要打赢这场战争，还要维持战后的和平和安全。(61)正是这一共识使美国没有重蹈1917-1920年卷入--退出的覆辙。赫尔在1944年4月的演讲中宣称，美国人民已经决定不仅要同盟国一道打败纳粹和法西斯制度，而且“还要同我们的盟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道，全力以赴地去建立和维护使自由与和平成为持久现实的制度”。美国做出的“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决定”。美国不会像一战后那样，“在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责任时出尔反尔”(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