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从1939年9月开始的战争不是一场欧洲国家争权夺利的战争，而是涉及民主存亡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希特勒“追求用剑对世界进行永久征服和主宰”，德国实际上是“所有法律、自由、道德和宗教的敌人”(11)。德国和意大利获胜“将威胁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12)。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也指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相互敌视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它是一场将使自由和民主遭到毁灭的战争。”(13)国际主义者还批评孤立可以保障美国安全的说法。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飞剪船的时代，大西洋的宽度已经没有意义，那种“以为我们可以退居自己大陆的边界之内而维护自己安全”的想法是“枉费心机”和“毫不现实”的“幻想”(14)。
    针对援助英国会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说法，《租借法案》的支持者指出，援助欧洲恰恰是避免美国直接参战的最佳途径。《纽约时报》社评认为，“如果英国牵制轴心国的时间能长一点，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享受和平的能力也会提高。”(15)罗斯福也提出，通过援助英国等民主国家，“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16)。
    国会于3月8日通过《租借法》，3月11日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辩论并没有结束。“美国第一委员会”内口才最好、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到全国各地演讲，反对罗斯福援助英国的政策。在1941年4月23日纽约的演讲中，林白还号召“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阻止美国“极少数权势人物”把美国拖入战争。(17)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罗斯福总统提出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9月末，美、英、苏签订《援助苏联议定书》。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国家。这引发了更激烈的辩论，因为苏联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是与纳粹德国一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孤立主义者似乎找到了反对干涉的更强有力的理由：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罗伯特·塔夫脱在6月25日的广播演说中声称：苏德战争爆发更加证明了“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因为俄国实际上应为目前的战争和德国的侵略负责，如果没有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就不会有德国侵略波兰。“苏联是与德国一样的侵略者”，而且苏联不可能因为遭受德国的入侵就一夜之间从“侵略者”变成了“民主国家”。因此，罗斯福以传播“四大自由”的名义向苏联运送飞机、大炮和坦克是极其“荒谬可笑的”。(18)1941年8月初，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战争目标问题在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会晤，并于8月12日发表了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9月，由于美国军舰在冰岛海面遭到德国潜艇袭击，罗斯福明确要求美国军舰可以对德国潜艇开火。国会于11月13日再次修改《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允许美国船只开往交战区与交战国进行贸易。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随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增加，孤立主义者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语言和行动阻止美国卷入战争。林白1941年9月11日在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发表演讲，公开提出：美国之所以从最初的中立走到现在的战争边缘，是“外国利益集团”和一小撮美国人鼓动和强迫的结果。这些人是“战争煽动者”，包括三个最重要的集团：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林白声称，这些“战争煽动者”人数虽少，但是却有极大的能量，掌握着宣传、金钱和公职任免的权力，图谋一步步把美国拖入战争。他声称，犹太人和英国人煽动美国参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号召美国人给国会议员写信，组织集会，以阻止美国干涉欧洲的战争，保卫美国自身的独立和自由。(19)这一演讲遭到广泛而尖锐的批评，也极大地损害了林白个人的声誉，“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孤立主义者虽然对美日关系的紧张也表示关注，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日本胆敢袭击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无疑对孤立主义者造成沉重打击，但对日宣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是否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美日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急需人力和资源投入太平洋战场的情况下，罗斯福恐怕更难以在德国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加入欧洲的战争。但是，此时希特勒却帮了罗斯福一个大忙，德国居然于11日对美宣战。在美国已经被迫卷入战争的形势下，继续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干涉欧洲的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同时，美国领土遭受袭击本身也证明了孤立主义者以孤立求安全的虚妄。12月11日，美国第一委员会全国委员会通过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关于参战问题的民主辩论时期已经结束了，军事行动的时期开始了”，决定“停止所有的活动并解散”；同时，该委员会“敦请所有曾追随本组织领导的人士全力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直到和平得以实现”(20)。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外交大辩论终于结束了。
    二、关于国家目的与国际角色的不同思考从表面上看，这场外交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欧洲和干涉欧洲的战争展开的；但在实际上，辩论双方的言论已经触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国内福祉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怎样?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美国究竟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大辩论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形势下，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与意义、国际角色与身份等对外关系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一)美国与国际体系：脱离还是改造从建国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认为外部世界是危险的，特别是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循的是君主国的逻辑，充满欺诈、阴谋、强权政治和战争，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并不适合在这一体系里生存。美国要么脱离这一体系，要么按照美国的原则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造，使其适应共和国的需要。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无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唯一的选择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卷入欧洲的纷争，也就是与这一体系相脱离。
    在这场外交大辩论中，孤立主义者坚持美国继续保持19世纪的那种孤立，利用西半球有利的位置继续保持在欧洲国际体系之外。《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社论中强调：二三十年代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欧洲争斗的间歇期，旧大陆的人民有一种疯狂的倾向，不断地“从事杀戮和消灭，并践踏基督教的每一项原则”。“这种疯狂会传染”，美国的先辈就是为了逃离欧洲的疯狂，包括战争和暴政，才来到美洲。美国应该远离欧洲的争斗，“为世界的未来保留一个最光明希望”(21)。众议员乔治·本德(George H.Bender)也认为，“我国政治的历史代表了拒绝卷入欧洲事务的决心，代表了对欧洲统治方式和欧洲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的彻底否定。”(22)林白则直言：“美国的命运与欧洲是分离的”，美国不应该把自己与欧洲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而应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以一种比欧洲交战各国更富有建设性和更英明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进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