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中，贫困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但是，贫困问题解决得恰当与否，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稳定与发展的关键。19世纪下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人的贫困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再将个人道德堕落视为贫困的根源。英国政府不得不适当加强对贫困问题的干预，从济贫、教育、卫生、住房等几个方面改善穷人生存状况，化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研究19世纪末期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对于探讨英国福利国家演进有重要意义。
    社会调查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反思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英国，贫困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只是被看成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中一部分。当时，经济和社会常把懒惰这一恶名同穷人混淆起来，认为如果是自愿的(贫困)，懒惰就是邪恶的，如果不是自愿的(贫困)，那它就是社会的负担。①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在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直至1880年它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盛誉。按不变价格计算，1851年，英国国民收入为5.5亿英镑，19世纪80年代，英国国民收入翻了一番，1914年更是达到了20亿英镑。尽管1911年以前，英国人口以每10年10％的速度增长，英国人均收人仍有很大增长，在60年里从人均20英镑增长到50英镑。②总的来说，19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860年到1914年，英国劳动人口的实际工资也增长了一倍，1868年至1874年，工资增长速度尤其快，19世纪80年代，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开始去休闲度假。③但是，尽管19世纪60年代，英国国力强盛，其经济实力雄踞世界第一宝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更加明显。1803年全国最富裕的2％人口享有国家1/5的国民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时的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④中上层阶级家庭占全社会的25.6％，但是他们所占有的国民收入却达到60.9％；体力劳动者家庭占了全社会74.4％，但是他们所占有的国民收入只有39.1％。⑤这说明英国贫富差距现象比19世纪初期更加严重。1905年莫尼爵士(L.G.Chiozza Money)在《富裕与贫困》一书中也指出，4300万人口创造的财富为17.1亿英镑，其中25万最富者占有的财富为5.85亿英镑，375万相对富裕者占的财富为2.45亿英镑，而3800万贫困者口占有的财富为8.8亿英镑。莫尼得出结论，相对于国家的富裕，体力工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善。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极度发展的根本原因。
    随着19世纪下半期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社会调查的展开，人们对于贫困的概念、标准以及贫困的根源开始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贫困不再被看成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了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19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感到，必须打破横亘于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鸿沟，他们认为：“富裕阶级有责任通过居住在不幸的穷人中间帮助他们。”⑦同时，因贫困、疾病导致英国国民身体素质大大下降，这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困扰全国的问题，成了关系到全民族命运的大事，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约翰·爱德华·摩根(John Edward Morgan)是萨尔福德(Salford)一家医院的医师，曼彻斯特和萨尔福德卫生协会名誉书记，曾负责起草当地居民健康状况的周报告和季报告。1865年，摩根在社会科学大会提交一份名为“大城市飞速发展，国民身体状况面临恶化的危险”，他认为城市里的穷人明显“缺乏耐力、肌肉发育不良、贫血、神经系统发展不平衡，牙齿肿烂，皮肤干裂，蓬头垢面。”⑧他把城市穷人体质下降的原因归咎于城市生活。摩根的观点引起了人民兴趣，但并没有使更多的人感到忧虑，因为当时英国正处于巅峰阶段。但是19世纪80年代后，英国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对英国人体质下降的担忧开始变得明显，并且影响了许多人。曾对查尔斯·布思社会调查做出贡献的卢埃林·史密斯就认为，城市市民孱弱的体质意味着他们占据着零工市场的主力，这些人极可能是穷人。⑨促使全民对国民身体素质担忧的催化剂是布尔战争。1901年，曼彻斯特市在布尔战争爆发的10个月内为部队征召的11000名志愿者中，发现有8000人的体格不适合扛来复枪和服从军纪，3000人可以征入军队，而其中只有1200人的胸肌和肺活量符合军队的标准。⑩国民身体素质如此之差，在当时引起了人们不少担忧，因为国民身体素质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城市长大的英军士兵在布尔战争中表现极其糟糕，人们认为，大量健康的人都移民到海外，而身体适合的中产阶级出生率在不断下降，只有城市贫民还在履行着国家义务，维持着大家庭。衰败的帝国面临着德国激烈的竞争，因为德国有健康的工人和士兵。国民身体素质的下降，从长远来看，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民身体素质的争论，跨越了政治边界，连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901年到伦敦走访后也认为这里的“城市贫民呆滞，像动物一般”，“无法有效地胜任英国在全世界为英国争夺工业霸权的任务。”(11)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英国社会对于贫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贫困问题开始被看成是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这种变化表现在对于穷人的贫困原因由原来的无能、懒惰，变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缺陷，从“道德”原因变为一种“经济诊断”。(12)一些知识分子从人道主义的视角目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和阶级对立，他们深入社会调查走访，发表了一些切中时弊的著作，披露英格兰穷人的物质、文化道德、生活状况，主题集中于工人为何贫困，贫困的程度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这些调查一方面有助于当时的英国人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促进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改革。
    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是较早进行贫困问题调查访问的社会学者，1849年起，他持续在《晨报纪实》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文章，1851年，他将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加上自己另外在对伦敦的调查，出版了《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梅休采访了伦敦街头的各类穷人，包括乞丐、街头艺人、游商、妓女、工人、拾荒者等。梅休描述了这些人衣着、居住环境、生活娱乐和习俗，探讨了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梅休认为，1848年，英国约有187万人接受过贫困救济，另外有225万人，约占总人口14％的人根本没有可靠的职业。(13)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成分就业，另外1/3的工人只能半就业，剩下1/3的工人则完全失业。(14)梅休对于当时伦敦社会状况调查是以亲身访谈的方式为主，没有使用过多的数据和其他资料，研究内容也大都是梅休本人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他观察敏锐、言辞辛辣、立场超然、极富同情心。虽然说梅休在研究中没有将自身社会调查家、记者和作家的三重身份做妥善区分，在研究中有过多夸张的内容，但是毫无疑问，他是19世纪中叶最伟大的社会调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