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霍布森提出了他成为新时期“人民宪章”的六项主张，核心是土地公有，铁路、公路、银行等国有，国家有权对任何垄断以及不平等征税。(33)霍布豪斯明确指出：“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所需要的一切。国家的义务不是为公民提供食物，给他们房子住或衣服穿。国家的义务是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够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有衣服穿。”(34)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诚实正直的人无法依靠的有效劳动养活自己及家人，这个社会制度肯定出了问题。因而“国家的职责是为正常健康的公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履行这个职责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提供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保证个人在共同库存中享有一份。”(35)对于贫困与济贫，霍布豪斯指出，我们应该不仅仅注意到救济穷人，而且应该力求使得避免贫穷的人都能够做到。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途径有两个：一是“为个人提供一个可据以脚踏实地去干的基础”，二是举办国家援助的保险。(36)总之，新自由主义摈弃旧自由主义的一贯作法，认为自由是有限的，应该以大多数人的自由为目标，积极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国家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又一种社会思潮，并对20世纪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的主张，构成了费边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和国家都是有机体，都有其生长、发展、患病和死亡的过程。有机体在患病时必须要及时医治、调整，使之通过不断的改造而保持健康状态，而贫穷现象就是这种有机体的病态表现形式，必须对之加以治疗，如果不治疗或者治疗不及时的话，“贫困现象就会导致酗酒、偷盗、犯罪等坏现象并会像坏细胞一样扩散，先破坏家庭，再破坏社会有机体的其它健康部分”。(37)所以，他们认为当穷人们忍饥挨饿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正在变坏，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因而帮助穷人，消除贫困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人共同利益的体现，是全社会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建设理想社会必须扫除下层贫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有机体不受侵害，健康发展”，(38)并警告那些不受贫困侵害的人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对贫困不负责任的传统观念，对穷人不管不问，就一定会走向共同灭亡。人们必须要转变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尽一份力量，集中全力消除贫困问题。
    关于贫困的原因及解决贫困的办法，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是资本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贫困就必然是多数人的命运。”为了阐述政府干预、全面清除贫困问题的必要性，费边社还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效率概念，认为当人们对于自我利益的追求符合社会利益的发展、人们的努力增加了社会利益时，有机体就会有效率，反之，如果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存在，那么就是没有效率。他们举例指出，德国之所以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不在于每个德国人比法国人相比显示出了优势，而在于法国的社会有机体没有德国那样有效率，因此，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利益的先决条件。(39)费边社的这种社会有机体的效率理论明确指出社会整体的重要性，因而将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抬到个人利益之上的高度，让人们了解到要得到个人的最大利益和自由，必须充分保证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关注贫困、消除贫穷这一社会有机体的病态，以确保有机体的健康发展，这是所有人的责任，也是提高民族效率的保证。
    针对19时期后半期英国社会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韦伯夫妇和费边社会知识分子倡言：“英国所需要的政府，是管的更多的政府，而非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是管的更少的政府”。(40)他们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济贫任务的重担需要全社会的关注，而有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效调控和管理的只有国家，因此贫困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只能由国家出面进行控制、管理和协调。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管理贫困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出面对全社会的贫困问题进行统一协调，才能确保对贫困问题干预的有效性和全面性。而且即便“这种责任政府并不能完全履行，但是他已经不可能拒绝处理此事”。(41)国家责任和贫困问题就这样第一次在理论上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国家愿意与否，它都将不得不处理社会中日益复杂繁重的贫困问题。
    由惩戒到政府救助--英国政府济贫政策理念的变化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它的主题和基调是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这一时期，济贫院主要以惩治穷人为主，各方面限制十分苛刻，济贫官员甚至认为这有助于穷人的道德完善并使懒汉勤奋起来。济贫院内供给的食物单调难咽，劳动极其繁重且毫无意义，而且院内实行夫妻子女分居的隔离制度，对于院内居民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在济贫院内，人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按时起床、吃饭、工作、睡觉。济贫院因此被称为“巴士底狱”。由于这样做带有明显的人格侮辱与政治性惩罚，所以人们为了避免沦入济贫院的威胁，不得不做出其它的努力。
    1879年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出版《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之时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的反思。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促进富裕的过程中是什么造成了贫穷”。他认为当时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贫困加剧的根源。乔治明确说：“财产增加而贫困加深，生产能力增长而工资被垄断，原因就在于全部财富的来源和全部劳动的场所--土地被垄断”。(42)乔治的理论在英国起了一种酵母的功能，使人们想到了英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进步激进派”开始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希望更多的“积极自由主义”者能够注意到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发挥其能力。这势必要花钱，自由党认为这笔钱应当通过增加直接税来征收，特别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在征收税的同时实行重新分配的措施。(43)与公众贫困意识的增长相伴随的是英国重要的政治进展，从长期来看，贫困救济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反思以往济贫政策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国家如何济贫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原来惩戒原则，变为政府救助为主，在济贫理念上更加注重兼顾对救济者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激励。而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司法、政府机构改革，极大地扩张了政府的权力，客观上使得政府有能力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19世纪70年代后，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工会运动的发展，工党的崛起都对英国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会是英国工人阶级重要的互助组织，工会斗争的经济性十分明显，1874年工会主义者劳合·琼斯(Lloyd Jones)就指出：“工会当局之首要任务，即决定一种最低工资，并认定此后雇主所给之工资，永不得低于此……此最低限度之工资，应能为工人担保食物之充足及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之相当舒适；换言之，非令人饿死之工资，而乃可借以活命之工资。”(44)这样英国贫困问题加剧、工人阶级政治势力的崛起以及中产阶级有关贫困问题的调查引发人们进行反思，许多人不再把贫困看成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将贫困问题视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奋进的障碍。政府济贫政策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干预贫困问题，已经由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争论变成了政府执政理念。在贫困问题上，国家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医治贫困这个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