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列强》与德国的强国梦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与瓦解，出现了下面两个决定性的精神危机：其一，我们已经谈到过，就是历史的意义的失落；其二，也是更为根本性的是，随着历史的意义的失落而导致的由基督教信仰所维护的那个人的形象的瓦解。基督教信仰归根结底是一个个体的生存性事件，基督教试图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末日审判这样一种超历史的取向来内在地拔高人性，随着基督教历史神学的衰落，人性也再次降低到仅仅受自身那无穷尽地激情和欲望支配的层次上。如何克服上述两个精神危机正是现代性语境下一切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根本任务。正是为了克服上述精神危机，德意志历史主义迈出了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性的一步：树立国家这一“新人”，以国家这一个体来取代个体的人，从此，国家这一“新人”，而不是个体的人，将成为救赎历史的主角。德意志历史主义试图通过国家这一“新人”来再一次拔高人性并重新赋予历史以意义，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一方面继承了由基督教所奠定的世界历史架构，另一方面又对其做出了决定性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性语境下，兰克的《论列强》应运而生。
    在《论列强》的结尾处那段被广为引用的话中，兰克这样写道：
    “世界历史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呈现出如此的混乱、战争，以及国家与民族间的无计划的更替，历史也并不只是考察文明的往往不确定的进步。存在着各种力量，它们确实是精神性、给与生命和创造性的力量，并不只是生命本身，而且还有道德能量，我们看到了它的发展。虽然它们不能用抽象术语加以界定或是提出，但人们还是能够观察和认识它们。人们可以产生一种对于它们存在的同情。它们展开，获得整个世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相互争论、妨碍和压制。世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它们的互动和更替、它们的生命、衰落或是再生，而当再生之时它们就包含了甚至更大的丰富性、更高的重要性和更广阔的范围。”[4]
    1.世界历史主角今天，人们倾向于认为把霸权的历史性更替作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情节来叙述是自然而然与无可争议的，然而，这实际上表明的是基督教历史意识的衰微，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作为一种观念学说的残余，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观的一些至为核心的观点依然控制着人类的精神和思维。把主权国家推上历史的前台，把霸权兴衰作为历史的核心情节，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观的支配下才形成的，而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这是一种历史观取代另一种历史观的结果，而之所以能取代，是因为发生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场至为深刻的变革。在其著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论述奥古斯丁(正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奠定了基督教历史神学的大致框架)的章节中，洛维特这样写道：
    “我们对进步、危机和世界秩序的担忧不会为奥古斯丁所赞同。因为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只有一种进步，即朝着信仰和无信仰、基督徒和反基督者的越来越明确的分野进步，只有两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危机，即堕落和耶稣受难。只有一种世界秩序，即神的创世秩序，与此相反，各帝国的历史则是在无穷多样化的愚蠢享乐中喧闹不已。”[5]
    “各帝国的历史则是在无穷多样化的愚蠢享乐中喧闹不已”，洛维特这一略失偏颇但基本准确的概括向我们表明，只要我们继续处于基督教历史神学的支配之下，那么，要写出前引兰克《论列强》结尾处的那段话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看不出来，当兰克说“存在着各种力量，它们确实是精神性、给与生命和创造性的力量，并不只是生命本身，而且还有道德能量，我们看到了它的发展”以及“它们展开，获得整个世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相互争论、妨碍和压制”时，他所说的“各种力量”实际上指的正是主权国家。不仅如此，而且，正是这些作为“精神性”的主权国家的“互动和更替、它们的生命、衰落或是再生”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秘密。兰克的这段话在两个意义上对基督教历史神学作出了决定性的变革。
    其一，世界历史不再被理解为一场神－人关系的戏剧，也就是说，历史的意义并非源于超验的实在向此世的突入而点亮的终极的救赎。在兰克版本的世界历史架构中，赋予历史以意义的精神性能量内在于尘世内部，具有“生命和创造性的力量”是自足的，以自身为根据，不需要依赖于某个超验的源泉。这样，世界历史就从神义论走向了人本论。世界历史性救赎就发生和完成于历史内部，而这主要表现为那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展开，获得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历史的终极意义不是由于末日审判而来的天国的永福，历史的意义完全内在于时间内部，历史的意义的实现的主要表征就是“获得整个世界”。
    无论在基督教历史神学和兰克版本的历史主义之间我们选择何种立场，我们都应当能够认识到，当兰克切断了价值与道德的超验之源，把每一个道德能量视为自发和自足的，并且要求这一个个自发自足的道德能量去占有和支配整个世界时，本质上，兰克所谓的“精神性”和“道德”在其骨子里是一种权力意志！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基督教历史神学时已经表明的那样，蓄意拒绝对终极实在的依赖，顽固地停留和局限于自身，颠覆存在的秩序，贪恋历史内部的荣耀与享乐，本质上正是权力意志的主要症状。
    其二，现在看来非常清楚也是无须隐讳的一点是，兰克《论列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权力意志的施展明目张胆，清除施加于权力意志的自由展开之上的那幅由基督教历史神学而来的精神枷锁。而要做到这一点，兰克就势必削平基督教历史神学那上帝之城vs.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把这一善恶的二元斗争拉成为一个平面。在其经典著作《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一再地、反复地提及，“存在两个相互不同、相互反对的城，因为有人按照肉身生活，有人按照灵性生活。也可以说成，有人按照人生活，有人按照上帝生活”[6]。在《上帝之城》第14卷的末尾，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两种爱造就了两个城。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己，造就了天上之城。地上之城荣耀自己，天上之城荣耀上主。地上之城在人当中追求光荣；在天上之城中，最大的光荣是上帝，我们良知的见证。地上之城在自己的光荣中昂头，天上之城则对自己的上帝说，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在地上之城，君主们追求统治万国，就像自己被统治欲统治一样；在天上之城，人们相互慈爱，统治者用政令爱，在下者用服从爱……”[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