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欧洲移民创立殖民地和推动殖民地发展的过程中，土著人成为殖民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早期殖民化中，与西班牙和法国等殖民帝国相比，英帝国的殖民手段对土著居民的侵害更为严重。西、法帝国的土著政策的重点放在三个方面：贸易、传教和劳动力，即与土著的关系主要是与之进行贸易、传播天主教、为矿业和农业输送劳动力。当然，美洲土著的反抗精神强烈，不愿成为殖民者的役使工具，从非洲掠取和贩运黑奴便成为一种替代选择。英帝国殖民化的重点是掠取土地，其所谓的“合法性”依据建立在欧洲的自然法原则之上。塔利在援引洛克的相关论点时做了这样的阐述：“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是以狩猎及采集经济为基础。原始居民拥有的权利仅仅在于支配他们所抓获、采集及种植的东西，任何人都有权不经同意就使用未开垦的土地。因此，洛克的结论是：欧洲人有权迁徙、耕种和在‘美洲未占用的地方’获得土地，而不需要得到土著人的同意。这些土著人没有‘理由来抱怨或认为他们自己受到这些人侵入的伤害’。如果土著人抵抗，他们就违反了自然法，‘可能会被当作狮子或老虎之类的野兽那样而被剿灭’。而且，土著人对未开垦的土地不具有所有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政治社会而没有主权，土著人的反抗者恰恰证明了其‘野蛮人’的属性，就可以用战争手段予以消灭。”(17)19世纪后半期，英国参与了对非洲的大瓜分，抢占了大片非移民型殖民地。由于国家在这次殖民扩张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英帝国的殖民模式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国家模式，国家全程掌控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取得和治理，制定相应的战略和规划，动员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和力量，并整合民间资源，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在殖民扩张的范围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表明帝国正在走向顶峰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间争夺的加剧和冲突的到来。瓜分非洲的行径彰显了帝国的本质：外部势力在违反本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进行赤裸裸的征服、奴役和掠夺。
    在瓜分非洲过程中，英国的国家作用十分突出。首先，英国作为出席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国家之一，直接参与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和占有。这次会议在1884年11月-1885年2月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会议正式名称是“柏林西非会议”(Berlin West Africa Conference)，由葡萄牙发起召开，主要讨论中非地区，尤其是刚果河流域的殖民地纷争以及确定各帝国在非洲扩张的规则和原则(如“有效占有”原则)。出席会议的有14个欧洲国家和美国。非洲没有任何代表受到邀请，只有任人宰割。为掩人耳目，会议声称欧洲殖民非洲的目的是“结束奴隶贸易，向非洲人民传播文明、商业和基督教”。(18)会议的实际操纵者是英法德三国，所以三国的获益也最大。英国在之前已占有开普殖民地、塞拉利昂和埃及，之后得到了尼日利亚、黄金海岸、肯尼亚、罗得西亚等，基本上将二C，即开普敦和开罗连成一片。
    其次，英国政府直接策划和资助非洲探险。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对在非洲的殖民化并不重视，其帝国扩张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但对于非洲的探险活动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在1858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发现和命名“维多利亚瀑布”的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担任女王陛下驻奎利曼(Quelimane，今莫桑比克境内)领事，“负责非洲东海岸和内地区域，并率领对东非和中非地区的探险，以促进商业和文明及根除奴隶贸易”。(19)英国政府为利文斯顿提供人员和物质方面的资助，包括先进的汽艇。探险队随后探查了马拉维湖、赞比西河等处。1873年利文斯顿在非洲去世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伦敦。英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名人墓地。
    再次，英国政府派军队镇压非洲土著的反抗。欧洲殖民者深入非洲腹地，掠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驱赶和屠杀土著，引起土著的顽强抗击。其中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苏丹。阿玛德(Muhammad Ahmad)自称“马赫迪”(Mahdi)，率领武装力量袭击英军，取得多次胜利，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斗是1885年长达十个月的喀土穆围城战。马赫迪武装在英军援军到达前两天攻陷喀土穆城池，击毙英军将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将守城英军官兵尽数处死。马赫迪继而将英国殖民者赶出苏丹，建立起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土著国家--马赫迪国。后直到1898年，英将基钦纳方率军打败马赫迪武装，约11000名非洲人战死沙场。此外，非洲人较大规模的抗英行动还有黄金海岸的阿桑蒂战争等，均遭到英国军队的镇压。
    最后，英国政府全面掌控殖民地的治理事宜。英国政府不仅自行对外殖民扩张，而且借助殖民公司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并在时机成熟时先后收回治理权。英国仅凭国家力量，推行全球范围的殖民化显得力不从心，借助于民间力量便是解决方法之一。商人和企业主在工业化和殖民化中积累了原始资本，急需国家的保护和授权，获得扩张和掠夺的“合法性”。政府和民间力量相互之间的这种需求，使得国家授权公司从事殖民扩张成为一种常规做法，从17世纪的北美公司殖民地，到19世纪的非洲殖民公司，概莫能外。
    不过，英帝国的殖民模式中国家模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包揽一切治理事务，“间接统治”成了英帝国在其非洲殖民地的主要治理形式。在刚刚立足不久的非洲殖民地，英国殖民者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处境。英国只向这里的非移民型殖民地派遣了为数不多的官员、专业人员和军人，自愿移民人数很少。有一个被派往东非的英国殖民官员写道：
    在非洲的这个中心地带，只有我们3个白人，外加20个黑人士兵和50个黑人警察，却要治理一个居住着50万装备良好的野蛮人的地区，并维持该地区的治安，离这里最近的医生和增援部队驻扎在68英里之外……(20)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无法推行直接统治方式。在那些间接统治的殖民地，英国人给予土著统治者某些权力：在行政上，土著统治者由英国殖民当局任命或认可，负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和政策，同时接受殖民官员的监督；在税款分配上，土著政权除上缴英国殖民当局外，可保留一部分税款用于日常开支及土著官员薪俸；在司法上，土著统治者可按土著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以此为条件，英国殖民官员在“合作”的旗帜下、将一些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变为其统治工具，如北尼日利亚的酋长、乌干达的干达族贵族、苏丹的反马赫迪派等等。
    英帝国的政治治理植根于英国的文化传统，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英帝国在向海外的殖民扩张中，根据不同时间和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充分调动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在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军事支持之下，形成了差异化的统治治理制度。英帝国作为一个海洋型帝国，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相距遥远，所处的具体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其治理的制度及具体方式难以统一，具有鲜明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