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日本政府并不是首先与美国讨论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的。那么，美国政府究竟是从何时起向日本提供详细情报的呢？根据美国政府解密的各类档案来看，1962年12月3日，美日两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指出：“如果北平获得核武器，我们完全相信他们正在试图这样做，现在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危险将急剧增加。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这种威胁”。腊斯克提出三项建议：“首先，日本是否可以比现在计划更快的速度增强其整体防卫力量，为加强自由世界做出贡献？其次，目前，当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对印度和南越的援助时，日本是否能够设法减轻美国的负担？再次，日本是否能够设法减轻美国维持驻日美军的开支？”(11)在12月4日的会谈中，腊斯克已经不再使用“如果”这样的假设语气，而是明确指出：“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即使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可能在一两年内就能够成功研制原子弹”。中国拥有核武器，将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希望与日本共同讨论这些问题。(12)显然，腊斯克鼓吹“中国威胁”的用意在于，敦促日本加强防卫力量建设和分担美国海外防务开支。1962年12月19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拜会池田勇人首相。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池田首相提议美日双方交换有关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情报。(13)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的档案，美日两国防务部门的高级官员讨论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始于1962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日本防卫厅长官志贺健次郎的会谈。麦克纳马拉问道：“日本自卫队怎样认识中国核武装问题？中国的核武装对日本防卫计划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志贺健次郎答曰：“我认为对日本的防卫计划没有太大的影响”(14)。可以说，直到1962年12月19日，美日两国只是原则性讨论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美国对其已经掌握的有关绝密情报还有所保留。美国真正将其掌握的绝密情报透露给日本政府，是在1963年1月9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与大平外相的谈话。负责会谈记录的是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安藤吉光。日本外务省解密的会谈记录全文如下：“赖肖尔：关于共产党中国是在今年进行核试验还是以后进行核试验的问题，美国专家也在讨论。如果核爆推迟，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研制也将推迟。(1962年12月28日，赖肖尔大使在白金官邸拜访大平大臣时依据空中摄影图片说明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基地。关于共产党中国以及共产党国家在西伯利亚的导弹基地，因为近日将获得新的情报，那时再详细说明)。由于今天获得了新情报，希望根据这些新情报，以导弹为中心说明大陆的军事形势。随后，他依据在过去的一年中空中拍摄的20幅图片和导弹配置图介绍了共产党中国的导弹军备状况，即共产党中国拥有五个导弹中心：(1)双城子：导弹试验和研制中心；(2)莲山(根据对方的地图，是在山海关以南--安藤)：导弹基地；(3)兰州：水电站-气体扩散厂；(4)大连：导弹基地；(5)西安：导弹训练中心”(15)。
    当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以上详细情报以后，日本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的认识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1963年2月15日的“中国情报总第875号”文件认为，“中国在研究人员、技术水平、资源等方面已经具备独立研制核武器的能力。1960年以来，苏联事实上已经中断对华援助，这虽然减缓了研制速度，但是，中共仍然能够继续独立进行研制”；“关于核反应堆的数量问题，虽然已经公开发表的只有北京的研究性反应堆，即使仅以这一座反应堆来计算，已经积存了理论上进行一次核试验所需要的钚的数量”；“钚弹的临界质量值是16.45公斤，核装置外壳的厚度不同，所需要的钚含量亦有所不同，只要有6公斤到10公斤的钚，就能够爆炸。在制造技术上，使用铀235的核弹要比使用钚239的核弹容易些”；“根据美国方面的情报，虽然还不能确认中国大陆存在制造铀235的装置，但是，存在着中共尝试制造铀235的可能性”；“在理论上(物质上)，中国在1963年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在现实中可能性最大的是1964年”(16)。
    这里应当指出，按照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情报，当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美国已经进行了337次各种类型的核试验。(17)从1954年12月起，美国开始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到1960年前后，美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军事基地部署了近1700枚核武器，其中，在冲绳有800枚；在韩国有600枚；在关岛有225枚；在菲律宾有60枚；在中国台湾有12枚。1967年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部署核武器最多的年份，共计3200枚，其中，约有1300枚部署在冲绳。(18)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核武器攻守体系。因此，尽管美日两国对所谓“中国威胁”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在分析判断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问题时，始终低估中国核科学技术的水平，贬低中国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强调中国拥有核武器并没有改变世界核力量的格局，只是将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产生政治和心理影响。(19)尽管美日两国政府在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二次核试验以后确认了以下事实：中国使用的核爆材料是铀235，而非钚239；在铀分离浓缩工艺方面使用的是“气体扩散法”；引爆方式为内爆式；核当量从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发展到4万吨梯恩梯炸药；实验方式，从在地面铁塔上引爆发展到使用图-4型轰炸机或图-16型轰炸机空投，中国的核试验正在向武器化方向发展。但是，美日两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和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心理影响之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这种认识方式直接影响着他们如何选择应对之策。
    二、美国遏制中国核开发的对策构想及其变化趋向在美国情报机构不遗余力地搜集和分析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有关情报过程中，美国政府决策者提出了多种阻挠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抵消中国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心理影响的对策。这些对策构想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一，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以备随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其二，以何种方式直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其三，美苏联合排除中国的核能力；其四，向日本转让核武器还是向日本提供核保护；其五，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从时间上来看，美国政府提出向日本转让核武器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的构想，早于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直接摧毁中国核设施、美苏联合排除中国核能力等构想。倘若从美国政府后来实施的政策取向来看，在向日本转让核武器还是向日本承诺提供核保护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承和转换的内在联系。在美国遏制中国核开发的种种对策构想中，只有美国对日核保护政策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政策成为现实。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考察美国遏制中国核开发的对策构想及其变化趋向时，应当注重区分对策构想与现实政策二者的差异和联系，应当注重揭示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之间的内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