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辛格突然的政策宣示引起了美国各界的诸多反应，其中国会关注的是，新战略出台是否意味着要增加国防预算。同时，战略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支持或反对新战略的讨论。“施莱辛格主义”最引人注目和具有争议的新特点就是“有限核选择”。一些观察家就认为核战争的升级是难以控制的，有限核战争难免升级为全面战争。(40)不过，它最站得住脚的一点就是其所强调的战略目标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这是大多数人都认可和支持的。尽管有些批评施莱辛格的人指出，麦克纳马拉时代的战略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承认现在需要“更加重视灵活性”。因此，战略学家们也都普遍认为除了针对大城市进行打击外，美国的确需要更多选择来应对苏联，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有限选择的“界线在哪里”?(41)针对国会和学界的反应，施莱辛格随后在国会和公众面前，做起了推介新战略的说客。1974年3月4日，施莱辛格在国会所做的1975财年国防预算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核战略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因此，美国的战略力量停留在威慑一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攻击上，使得总统在应对更有可能发生的威胁面前可用的选择很不够。面对各种可能的威胁，美国要具有足够的威慑手段，就必须具备多种相应的能力。假如威慑失败，战争发生，美国必须具备既能结束冲突又不会导致进一步升级的能力。总之，本项报告“除了寻求加强核威慑的可信度，还回答了万一威慑失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的问题”。(42)在预算报告中，施莱辛格首先总结了当前美国战略力量的目标包括：首先威慑对美国的直接核攻击，还要担负威慑对盟国的核攻击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还要威慑大规模的非核攻击，但也要严肃考虑威慑失败之后美国的目标。在SALT Ⅰ达成之后，苏联核武库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质量上开始追赶美国。其中苏联的中程导弹对西欧的威胁最为严重，其洲际导弹直接威胁美国。(43)鉴于以上形势，施莱辛格首先肯定了以第二次打击力量为依托的“确保摧毁”战略在对付城市与工业等软目标方面的积极效果，但更多地批评这种选择太过单一，一旦面临核战争，美国总统就只能下令大规模地摧毁对方的城市与人口，同时也会招致对方对美国同样的打击。这不应该是美国应对多种威胁的唯一措施。(44)虽然前任政府曾试图加强常规力量来提供多种反应方式和限制损伤，但越南战争的结局表明，这种办法也不是很有效，只能再回归到核力量上。然而施莱辛格指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小规模侵略，再使用大规模摧毁城市的威慑战略，其可信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威慑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而失效。因此，需要更多选择来支持威慑的可信度。首先反应的灵活性是基本的要求，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有选择地做出核反应，而且反应的规模要更小，这样就有可能威慑各种挑战。一旦威慑失败，也要寻求在升级为全面核战争之前结束冲突，这样就可以限制损伤，避免进一步升级。(45)简言之，尼克松政府推出了小规模、更加有限的核选择，包括对有选择的目标进行有限打击，可以使美国在避免造成城市大规模毁灭的情况下进行报复。这种反应可以表明美国不会容忍对自己安全利益的威胁，同时又避免被迫对苏联的中心城市地区造成大规模损害。(46)针对有国会议员对有限核选择会增加使用核武器几率的担忧以及有限核冲突可能升级的前景，施莱辛格指出核战争造成大量伤亡的前景，为双方在相互攻击对方的城市之前停止冲突提供了动机；适当的计划能够使有限核冲突在升级到大规模核战争之前结束。通过有辨别地报复打击小的目标来将连带损伤特别是平民伤亡最小化，将有助于传达美国反击的有限性质。这一信号有可能会减小刺激苏联针对美国城市进行报复反击的可能。为了进一步促使苏联不要回击美国城市，美国要保留足够的战略力量确保可以将苏联的城市作为人质随时进行毁灭性打击。施莱辛格希望有限核选择与第二次打击力量能够形成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使冲突在低限度的层次上进行；同时美国要向苏联领导层传达，美国有限的行动规模说明美国无意攻击苏联的中心城市。施莱辛格相信在这一背景下，美苏双方有理由会以一种“理性和谨慎”的方式行事。(47)除了对国会和公众口头宣传和解释新战略之外，施莱辛格还根据NSDM242的要求，于1974年4月3日签署发布了一份名为“核武器运用政策指导”的文件(Policy Guidance for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该文件遵循福斯特小组报告和NSSM169报告的原则，阐述了威慑与升级控制的概念，重大和选择性攻击选择(major and selective attack options)，有限以及战区核选择(limited and regional nuclear options)的具体目标和要求。重大和选择性攻击的目标是有选择地摧毁对敌人战后恢复至为关键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的政治领导层与军事指挥机关，使其不能再有效进行战争和国内统治；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可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力量，以便有助于限制损伤，并减少敌人核讹诈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的核力量及常规力量，使敌人丧失对外动用武力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以上行动无意直接针对敌国平民，不把平民居住区作为目标。(48)有限核选择的目标是向苏联集团表明相关地区冲突攸关美国利益；为美国及其盟国在地区冲突中建立优势，阻止敌人的进一步行动；就苏联集团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有限核攻击做出反应。战区核选择的目标是直接反击发动侵略的敌人部队，为结束冲突、做出政治安排创造条件，其打击目标可以包括敌人的战斗部队、预备队、增援部队、战术核投送系统、地区指挥和后勤设施等。以上行动也要尽量限制对人口密集地区的打击，要通过选择，尽可能避免打击非军事目标。文件还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传达以上指导原则，并根据以上目标制定具体和必要的行动计划。(49)后来SIOP-5就是在该文件的指导下确立的，并于1976年初生效执行。(50)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增加了预先计划的打击目标，规定使用比之前计划中相对较小规模的战略力量和较少量的核弹头；同时也包含了使用核武器应对苏联对西欧进行常规攻击的选择。这样做就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改善美国应对苏联有限攻击的能力；第二，改善美国对苏联进行有限打击的能力。(51)总之，“施莱辛格主义”是尼克松政府面对新的国际战略形势，推出的一种较为积极的应对战略。相对于完全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确保摧毁”战略，新战略更具有主动性，并略带攻击性，所以当时也有人指出，这种战略会造成一种美国心怀第一次打击野心的印象，进而刺激军备竞赛、危及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Ⅱ)的进展。新的战略目标似乎要进行核战争而不是威慑核战争，而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施莱辛格推行新战略的努力带来了两个后续影响。一方面，由于新战略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要求，相应的军备要求也提高了。施莱辛格在告诉国会和媒体，这不意味着需要更多武器的同时，也不反对资助新武器系统。因为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是目标选择和打击的准确性，这就需要研发更精确的导弹。(52)因此，空军以及五角大楼的技术研发人员有了要求更高级轰炸机和导弹的理由和动力，特别是对B-1B轰炸机、民兵Ⅲ导弹甚至更新的MX导弹的需求。相关项目都在陆续开展与加速进行，包括用于精确打击硬目标的AGM-86系列空射巡航导弹。(53)而另一方面，美苏缓和的进程仍在进行中，并在国会很受欢迎；公众因为越战对军事部门的反感早已达到顶峰，施莱辛格推行新战略的时机并不很好。而且信任他的尼克松很快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并不如尼克松那样支持施莱辛格。而当时身兼国务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对施莱辛格的行事作风愈加不满。同时苏联对这一战略深感不安，指责其威胁到苏联核力量的安全，破坏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基础--美苏核均势。(54)因此，施莱辛格对新战略的极力推动威胁到了福特与基辛格更加重视的SALTⅡ的进展，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施莱辛格于1975年11月被迫辞职，这也成为“福特希望缓和与苏联紧张关系的象征，被认为是福特政府向苏联妥协的姿态；也表明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压过了施莱辛格的强硬政策”。(55)不过施莱辛格的去职，并非福特政府对新战略的否定，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和对政策重点的认识分歧的结果，就连基辛格也承认“美国的战略调整直到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任内(1973-1975)才完成，那时制定出了一些新的选择目标的方案”。(56)而且，这一战略后来还得到了卡特(Jimmy Carter)和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被视为“有限核选择”战略的自然延伸。(57)在冷战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的核力量终于与美国实现了均衡。此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面对这种核均势的新形势。美国各界的一些人士也就此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核战略，包括某些政府官员和将领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政府确立的“确保摧毁”战略的威慑效果因为美国核优势的丧失而削弱。(58)因此，有必要再次调整美国核战略，寻找新的选择。美国空军的政策规划人员最早开始行动起来，依托兰德公司对新的核选择进行研究。此时，施莱辛格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承担和主持了空军的“核选择”研究项目，正式进入美国核战略的官方研究与决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