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后，新俄罗斯领导人对苏联时期的看法一直在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全盘否定苏联历史，以强调苏联解体的合理性。普京就任总统之前也基本上持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立场，但就任总统后态度则发生了改变。梅德韦杰夫对苏联历史基本上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不过，政治家作为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往往从自己的政治需要来阐释历史，其评论并非基于深入的理论研究。本文集中讨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苏联史研究的变化。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大量秘密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当今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进入了苏联史研究的新时期，在内容、方法、观点等方面都发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变化。
    一、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苏联时期，尤其是1985年以前，“大恐怖”、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悲剧、大饥荒、对少数民族的迁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书报检查制度、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侨问题等，都是研究禁区。研究者不仅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材料，即使依据已有材料进行的研究也受到极大限制。比如，研究苏联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泽列宁(И.E.Зеленин)参与撰写的两卷本的《农业集体化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建设》，1965年就根据苏共中央学术司的指示被禁止出版①。当时，不仅存在大量学术研究禁区，而且有些事实长期不为苏联政府承认。比如，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自1939到1989年一直不被苏联政府承认，卡廷森林事件也始终被苏联政府否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新的档案材料不断出现，这为拓宽苏联史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学者在根据新材料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及农业集体化等老问题进行重新研究的同时，大清洗、冤假错案、农业集体化造成的悲剧、俄侨问题等以前的研究禁区和无人研究的历史空白，由于可发掘的空间比较大，首先成了许多俄罗斯历史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学术著作②。这大大丰富了苏联史的研究内容，相关研究成果已被一些高校教科书、新近出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吸收采纳。苏联政府长期不承认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卡廷森林惨案，也因大量档案的公布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苏联时期相比，当代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
    二、档案材料成了研究的主要依据苏联时期，由于解密档案极为有限，苏国内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者主要以公开出版物、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人讲话、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及政论作品、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依据。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档案材料的大量解密使档案成了俄罗斯学者从事研究的主要依据。叶利钦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斯大林主义史”丛书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写成的。泽姆斯科夫(В.Н.Земсков)、波波夫(В.П.Попов)、皮霍亚(Р.Γ.Пихоя)、布加伊(Н.Ф.Бугай)、祖布科娃(E.Ю.Зубкова)、佩日科夫(А.В.Пыжиков)、泽列宁等一大批以档案为依据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者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
    以档案为依据的历史著作的大量出现，使一些回忆录、政论作品中某些观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使以前不太清晰的历史事件更加清晰。比如，关于基洛夫遇刺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认为，案件是自上而下策划好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一手包办的。但在已公布的档案中无法找到相关证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下令组成专门委员会，于1988-1989年对基洛夫案进行调查，委员会由政治局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牵头，苏联总检察院、克格勃调查处都参与了此事。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文件和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当然，不能排除档案被销毁或尚未解密的情况，但已解密的文件证明，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纯属个人行为。再如，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该报告的决议在苏共二十大快要结束时才得以通过。而根据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二十大之前的2月13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作出了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这说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绝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党的集体决定，在此之前已有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文稿及赫鲁晓夫的口授稿、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和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形成了赫鲁晓夫最后的报告草本。2月23日，赫鲁晓夫将最后的报告草本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他们同意这份报告的文本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报告文本于2月25日前最终完成校订③。另外，在二战爆发前后对少数民族集体迁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只提到了1943年末至1944年4月对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等五个民族的强行集体迁移(包括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而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即使在卫国战争后期，遭强行集体迁移的少数民族也不止这五个，还应包括1944年5月-6月对克里木鞑靼人的集体迁移。根据解密档案，二战爆发前后，苏联共有10个少数民族被强行集体迁移。其中有七个民族(德意志人、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木鞑靼人)丧失了民族自治行政建制，其总人数大约为200万人，放逐前其居住的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还有三个民族(芬兰人、朝鲜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也被认定遭到了强制集体迁移④。
    三、方法论的变化苏联时期，从十月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科模式”。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把方法论和认识论看成一回事，认为历史科学的基本职能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承认或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分水岭。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史学所确立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更替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的形态所替代的过程就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上世纪80年代，苏联史学家也开始反思把社会经济形态交替的规律绝对化所带来的问题。二是强调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即苏联术语中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指的是历史认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评价从属于历史学家的阶级立场。苏联学者所提出的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之所以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是因为其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公开承认历史科学的主观性，而苏联学者既强调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又强调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唯一科学的、客观的、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另外，苏联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在实践中被庸俗化、教条主义化了，使历史研究变成了政党的“直接订购物”，为了党性原则不惜伪造历史。1960年代后，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党性原则存在的问题，开始了自我批评⑤。但总体来讲，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