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后，国家制度发生改变，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掌权，社会趋于多元化，致使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丧失了历史研究的主导地位。按伊格尔斯的说法，“在1989年苏联体系崩溃时，大多数东欧的与苏联的历史学家都察觉到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不恰当性。”⑥俄罗斯社会的多元化，使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当代俄罗斯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及教学参考书，有的以文明的视角进行阐释，有的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阐释，有的从全球视角进行分析。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谢缅尼科娃(Л.И.Семенникова)撰写的《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俄国》(莫斯科，2003年)、拉杜根(А.А.Радугин)主编的《俄国史(世界文明中的俄国)》(莫斯科，2002年)、奥里斯金斯基主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俄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和特点》(莫斯科，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萨哈罗夫(А.Н.Сахаров)主编的《俄国史--从古代到21世纪初》(莫斯科，2003年初版，2005年再版)和《人类史》第八卷《俄罗斯》(莫斯科，2005年)，都从文明的视角对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阐释。萨哈罗夫在其最近主编的高校、中学教科书及个人专著中反复强调俄国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俄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就基本特征是世界历史各个主要阶段的重现，但也带有俄国自身的一些特点。他把人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完善、个性发展以及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标准，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革新、在个别地区出现后传遍全球并根本改变居民生活方式的大发现，作为使人类历史融为一个整体的强大手段，把社会借用技术、制度、文化模式的能力看成加速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前提。他的著作正是从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如何发展、个性如何形成、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等视角对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的⑦。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米罗诺夫(Б.Н.Миронов)的名著《帝国时期的俄国社会史(18世纪-20世纪初)--(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起源)》实际上采用的也是此种方法。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丘丘金(С.В.Тютюкин)、索柯洛夫(А.К.Соколов)、科列林(А.П.Корелин)、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教授、研究俄国自由主义的专家舍洛哈耶夫(В.В.Щелохаев)等当今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则采用现代化的方法。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尔先科夫(А.С.Барсенков)和弗多温(А.И.Вдовин)则反对从文明的角度阐释俄国历史，认为这只能在中学和大学培养大量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他们在方法论上采用历史主义原则，认为历史主义原则合乎俄国历史学派的最高准则，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进行分析⑧。莫师大历史系教授夏金(.М.Щагин)反对当今俄国史学界十分流行的俄国发展赶超性观念，实际上也主张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前不久出版的祖波夫(А.Б.Зубов)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更强调该书的任务是要使俄罗斯历史回归人和历史事实，力求把历史写成人的历史，而不是过程和力量的历史。
    当然，也有少数教学参考书仍然沿用苏联时期的研究方法，尽管也使用了近年来公布的新材料，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比如，蒙恰耶夫(Ш.М.Мунчаев)和乌斯季诺夫(В.М.Устинов)合著的《苏联国家史》(莫斯科，2002年)。
    四、对苏联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认识的变化苏联史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也导致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认识的变化。1917年俄国革命仍被看成是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很多著作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把1917年革命作为俄国现代史的开端，而是推延至20世纪初。
    苏联曾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改革年代成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共产党人的旗帜。当时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发现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认为新经济政策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大部分“六十年代人”知识分子都相信新经济政策制度的功效，认为废除新经济政策是斯大林的主要罪行之一。这一时期，学者们过于强调列宁与斯大林的差异，褒扬列宁，以列宁为标准批判斯大林，完全割裂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看成是对列宁的背叛。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暂时性和矛盾性。如俄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舒宾(А.Шубин)认为，列宁的模式规定权威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权威国家的目标是建立非商品社会--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对列宁而言是一种过渡方式，它要建立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要直接建立的那种体制。新经济政策思想本身不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迫不得已的环境造成的结果⑨。新经济政策问题专家吉姆佩尔松(E.Γ.Γимпельсон)也认为，“布哈林的选择”注定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右派”政治上的孤立，就本质而言“布哈林的选择”的理论原则是乌托邦思想，即通过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自由市场、企业经营活动、混合经济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进入根本否定所有这些经济范畴的社会。能替代斯大林道路的不是规划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而是能导致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发挥作用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反新经济政策”⑩。叶西科夫(С.А.Eсиков)也同意该观点(11)。近年来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教科书也有类似观点。如萨哈罗夫主编的教科书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看作恢复期，认为“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选择只有在对政权本身的性质进行重大改变、在根本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对此甚至最优秀的党的理论家布哈林都没有准备。国家政治谱系中的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流派都没提出市场关系完全自由化的要求。”(12)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20世纪祖国教研室主任夏金教授主编的教科书也指出，新经济政策经济是一种复杂的、不太稳定的市场--行政结构。而且，把市场成分纳入其中带有被迫性和临时性，保留行政命令成分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在不放弃最终目标(建立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又把对外贸易、国有化土地、矿山、大型及大部分中型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业这些“命令的高地”保留在国家手中，打算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共存，并利用“命令高地”把后者逐渐排挤出国家经济生活(13)。莫大历史系教授谢缅尼科娃也认为，不能夸大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和可能性，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当局在居民反抗和特殊环境(饥荒、内战)的压力了，在社会经济领域作出的暂时退却，作为制度的新政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导致私人企业和贸易的复苏，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城市和农村的私营者都受到了摧残，在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作为阶级敌人的耐普曼的形象。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从危机走向了危机：销售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等，“谁战胜谁”的问题非常尖锐。因此，政权在新经济政策年代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加强了。1921-1927年国家管理系统内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涉及权力系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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