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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联，这些作者基本认为20年代末开始的工业化是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性提出的客观要求，强调经济性原因在中断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如萨哈罗夫指出，1920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只达到了1913年的水平，这当然不能保证苏联在经济封锁下发展的可能。1927-1928年，苏联的工业出现了明显高涨，工业品的产量超过了年度任务，产品的成本连续两年下降，利润增加。但工业增长的高速度是动用以前积累的物质和精神潜力，利用以前的闲置设备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恢复的结果。新经济政策模式无疑需要修正(15)。夏金、叶西科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无法满足加速工业化对粮食、资金的需要。还有学者对近些年出版的各种文件集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文件中揭示的材料证明了，从1923-1924年起经济政策就已经集中于使第一部类达到极高的、不平衡的增长速度，这为未来的粮食征购危机作了准备。根据新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20年代和30年代的继承性。新经济政策通过贫困化和游民化为未来的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基础(16)。另一些学者对不中止新经济政策就不可能使国家工业化，也无法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俄国史-苏联社会(1917-1991)》的作者们分析了斯大林“自上而下”加速工业化的原因。书中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被中断的”，他们援引了2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的资料及一些党的活动家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资料和观点可以让读者认识到在新经济政策框架内加速工业化方案的可行性。作者们认为，斯大林加速工业化的方案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斯大林在20年代末就通过向群众头脑中灌输“外部”和“内部”敌人形象的方式在国内营造了一种社会紧张气氛，正是这种紧张气氛证明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17)。俄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索柯洛夫也认为，上个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造成的，主要是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对无限权力的追求造成的(18)。作为《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被断送的》文件集主要编者之一的丹尼洛夫(В.П.Данилов)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不单是执政党的政策，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既不同于以前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军事动员体制，也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的命令镇压体制。新经济政策起初被看作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让步，这种让步仅仅局限于地方商品交换的范围，但很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相应地国家转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体制，合作社成了保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1928-1929年农业合作社的危机和消失不是断经济政策危机的结果，而是“破坏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的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首先是整个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附属物。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的确是替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选择。1927-1929年苏共领导层政治斗争的内容就在于此(19)。 方法论及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也导致当今俄罗斯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改变了苏联时期只有一种声音的状况。从苏共二十大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学界主要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视角评价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的评价比较低。近些年，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受到挑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俄社会中出现了为斯大林辩护甚至颂扬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史学界也有反映，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20)。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茹科夫(Ю.Н.Жуков)根据档案材料证明，斯大林曾试图使国家民主化，按差额选举的原则进行自由选举，使继续靠世界革命幻想生活的党内权势分子离开政权，使一知半解者脱离对经济的管理，代之以专业人士，并使国家回归平静的生活，并只按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推行内外政策(21)。还有一种更为学术性的观点，即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斯大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把“工业化”和“文化革命”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而且把“对农村的全盘集体化政策”也纳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根据该观点，所有这些变革都“完全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这也是这些改革获得了社会支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些改革成了祖国历史上苏联时期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东西。”(22)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持相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历史学博士、农民问题专家В.П.丹尼洛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他指出：“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到底是革命的成果，它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3)萨哈罗夫认为，“斯大林的现代化的结果是极为不一致的。由于加速工业化，本国经济在次序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暂时得到了克服。到30年代末，苏联确实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最现代的工业品的三、四个国家之一。同时，另一个方面也很明显：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片面性的特点。30年代，苏联经济具有‘兵营’的面貌。当时经济完全军事化、完全从属于军备生产的势头开始加强，苏联领导人在脱离了社会文化和共同文明的情况下，只是重复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成就和一些组织形式，这就奠定了后来国家落后的基础。动员型的现代化模式就自身的本质而言，就不是以建立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机制为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的整个经济系统都效率不高。而且，就是在斯大林式的血腥工业化之后，苏联有很多数字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内人均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要比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都低很多。比如，在人均发电量、钢的冶炼、煤炭的开采、水泥的生产、布匹的生产方面是美国指标的一半到四分之一。甚至在最先进的生产部门，手工劳动的比重也在50%以上，这在欧洲是最高的。斯大林的现代化在对历史的挑战作出回答的同时，也为后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国家向后工业发展方面迈进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4)关于苏联时期政治镇压的规模问题，是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泽姆斯科夫根据档案材料对麦德维杰夫、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沙图诺夫斯卡娅有关苏联政治镇压规模的数字提出了质疑。但他不同意一些人认为斯大林本人不是大规模镇压，其中包括大恐怖发起者的说法，而认为根据已经公布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镇压政策中所起的作用(25)。最近又有人根据档案对泽姆斯科夫的镇压数字提出了质疑(26)。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大恐怖，一般认为发生在1937-1938年。不过最近萨哈罗夫专门论证了1930年是斯大林大恐怖的开始(27)。 关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近几年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佩日科夫的《赫鲁晓夫的“解冻”(1953-1964)》(莫斯科，2002年)，另一部是阿克秀金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和社会意识》(莫斯科，2004年)。这两部专著基本上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社会的进步，但也都承认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不彻底性，保留了太多的斯大林时代的东西。佩日科夫认为，作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定的目的，无论如何不是在于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个人崇拜”这个题目是被用来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赫鲁晓夫还没来得及摆脱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就立即大规模地重提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扮演主要角色的已是他自己，而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的学说和遗产了。赫鲁晓夫的所有重要改革原则实际上都是党和国家的部分精英战后最初几年制定的。书中指出，把1953-1964年这一时期评定为俄罗斯民主制诞生的时代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基本的法制规范、削弱全面的刑事压制，对克服30至40年代的黑暗遗产是必要的，这种遗产是中世纪精神和宗教裁判所精神的混合物。在这个意义上有民主成分，但不能认为这是制度，是稳定的社会发展倾向。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摆脱通过各种暴力和镇压的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最严重的歪曲(28)。阿克秀金认为，赫鲁晓夫决定进行各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加强自己的权力；另一个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认为只有那些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更迅速地向共产主义推进并战胜共产主义反对者的东西才是进步的。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十年间，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在从极权变为威权的道路上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以前对体制的真正反对者及臆造的反对者进行肉体消灭的大规模政治镇压成了过去，对政权组织活动的法律原则进行了一些调整。在有些方面，党国对公民生活和活动的监督放松了，公民的劳动权和休息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医疗服务权都得到了扩大。通过对“个人崇拜”年代犯法行为的谴责，出现了批评制度性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各种最令人厌恶的表现的可能。在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社会心理、道德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目标只是要完善现存体制，而不是根本改变现存体制。作为完善体制的改革是经过了深思的，但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没有意识到的各个主要机构的无效性问题(29)。 萨哈罗夫实际上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所开始的改革是被迫的、不可避免的，主要是由维持同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对抗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改革没有触动权力基础，斯大林体制的本质没有被触动。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竭力为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恢复名誉，维护了斯大林的主要理论教条。这就使对苏联体制进行真正改革的道路关闭了很多年。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体制的最后机会”，在40-50年代之交苏联存在着“按中国方案”走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