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列宁认识到机器、技术等物质条件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27)改造小农的思路也随之转变为鼓励小农经济发展，其目标无疑是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28)第三，列宁认为苏俄当时的农业形势，依靠历史形成的村社制度很难越过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他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协调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直接实行农业集体化。“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29)为此，列宁提出了以农民自主自愿为基础的合作社理论，“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30)。同时他也承认全面建立合作社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31)。
    三、托洛茨基、布哈林与斯大林对小农发展道路的分歧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共高层对新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成为了失败者。随后斯大林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布哈林随之被解职，新经济政策也被苏维埃政权彻底放弃。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苏联小农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三种相互矛盾却极具代表性的见解和主张。
    (一)托洛茨基方案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小农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因此应当快速实现工业化，并以此带动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农业转变。认为应当促进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国家要用工业品来换取农民所能提供的原料、燃料和粮食”(32)。他是余粮收集制的坚决反对者，认为这种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愿扩大耕地规模，只有实行按产量征税的方式，才能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托洛茨基以工业化带动小农现代化发展的思路看，这种观点与斯大林的工业化发展思路有些类似。但是托洛茨基并不赞成以农村贫困、农业衰退为代价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他更加重视农业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和实现路径。从这方面看，他与斯大林的思路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差别。1926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展开对斯大林观点的批判。1927年托洛茨基等人在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系统阐述了他们的农业发展思想。“现有的土地联合社必须逐步改造成为集体使用国有的土地，把集体贯彻一系列经济措施作为自己任务的土地合作社……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描述的，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合作化。”(33)可见，托洛茨基的小农发展思路基本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更加重视农业物质基础的提升，因此需要以国家工业化为前提，带动小农经济向集体所有制发展。他不赞成斯大林关于农业全盘集体化、经济快速工业化的办法，认为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换取工业发展的思路是不正确的。斯大林为了维护其快速工业化政策，曾经批判托洛茨基，“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34)。
    (二)布哈林方案布哈林与斯大林曾经联合反对托洛茨基小农发展方案，但是随后两人在农业发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斯大林更赞成列宁早期的小农思想，而布哈林则更倾向于列宁晚期的思路。实际上，布哈林对小农经济改造的思想并非与托洛茨基矛盾，而是比较接近托洛茨基。
    布哈林坚决拥护列宁晚年提出的合作社理论，“我们今后也将‘照列宁意见’前进，也就是说，我们要领着农民并依靠农民走向社会主义”(35)。他认为正是由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等特征，因此合作社制度是确保农业逐步转型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农民经济由单个的、分散的单位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这样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经济链条，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36)当托洛茨基理论被击败后，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了争论，前者认为这需要缓慢并且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后者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全面实现。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最主要分歧同样表现在工业农业是否应当协调发展上，布哈林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商品的市场。“我们的工业发展依赖于农业。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愈快。”(37)因此在1929年，布哈林极力反对农业集体化，“如果在最近几年我们在农村政策的全部成就只是同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话(当然对这个运动需要全力支持)，粮食欠缺还会加剧。简单的算术表明，在最近几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能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来源还是个体农民经济”(38)。布哈林还认为，斯大林这种依靠剥削农业而换来的工业化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农业的衰退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我们需要用于国家工业化越来越多的追加的资本的来源在哪里?这些来源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来源可以是花掉我们原有的设备(不断增加的逆差)，来源可以是冒通货膨胀和商品缺乏危险而发行纸币，来源可以是过分加重农民的赋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工业化的健全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不巩固的；所有这一切可能有与农民发生决裂的危险。”(39)针对这一观点，斯大林曾经批判布哈林，认为“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税’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40)。
    (三)斯大林方案1929年下半年，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快速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全盘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经过四年左右的时间，农村土地被行政命令强制性地组成了集体农庄。同列宁提出“战时共产主义”相似的是，斯大林提出农业集体化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深受经济危机困扰，而苏联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格局之中。“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41)为了在最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赶超，处于第一位的就是实现工业化，而在轻重工业发展中，尤其应当发展重工业。
    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实质上是为了促进工业化，尤其是重型工业化的发展。“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能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呢?不，不能。……所以，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工业社会主义化是完全不够的。为此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42)然后再以工业化成果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巩固基础”(43)。